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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笔部队”:杀人诛心的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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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4 23:3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外务省就提出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该案在中国叫“中日文化提携”计划,其实就是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

既要杀人,也要诛心!

目的是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被剥削、被欺辱的命运。

昭和十一年(1936),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派出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推进“文化提携”计划,负责这项计划的就是“笔部队”。

东三省和华北的报刊杂志陆续落入了“笔部队”手中。像天津的《庸报》,在1935年就被土肥原贤二花五万大洋收购,再交由日本同盟社接管,为全面侵华作舆论准备。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就成了日本“笔部队”与中国媒体的最主要战场。

1937年底,“笔部队”创办《新申报》,企图与《申报》混淆。

但《新申报》很快就臭掉,因为文章总有一股浓浓的汉奸味,开口“中日提携”,闭口“和平建国”。

“笔部队”舆论战受挫,非常恼火。但中国主要报馆、书店、出版社都集中在公共租界的棋盘街上(今天的河南路、山东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鬼子无法使用在东北、华北那种查封手段。

1938年4月,日本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为了配合侵略战争,“笔部队”对中国的宣传、新闻、教育、出版领域发起了疯狂进攻,什么下三滥手段都能用上。

“笔部队”在哈同大楼设立了“检查所”,以“伪宣”名义要求上海六大中文报社送稿受检,否则严惩。

《大公报》第一个拒绝,《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跟进,在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后,以上四报宣布停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而《新闻报》和《时报》为了继续出版,接受了受检要求,两家报社一些爱国编辑和记者纷纷辞职。

“笔部队”占领了六大报社中的两家,交给汉奸文人接管。

1939年5月,汪精卫下令复刊《中华日报》,作为汪伪机关报。该报创建于1932年1日,由汪系的林柏生负责,1937年停刊。

《中华日报》加上《新闻报》《时报》等报纸,就构成了“笔部队”在上海的媒体矩阵。

它们天天宣传“皇军雄姿”,皇军“尊老爱幼”的感人画面。有时还要搞搞征文活动,稿费丰厚,只要你愿意夸夸“皇道乐土”。

但《文汇报》《译报》《导报》等爱国报社继续与“笔部队”作战,它们更换发行人为英国人,避开日军的检查要求。

由于汪精卫和日本人无法忍受上海还存在着巨大的抗日声浪,1939年6月16日,汪伪特工“极司菲尔路76”号以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名义分别向上海各大报社负责人发出恐吓信。收信后,如果再有“反日、反汪、亲共”言论,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同时,《中华日报》登报通缉83名主编和记者,罪名是“反日”。

个别态度骑墙的主编、主笔,在日伪高压之下,开始动摇,有的甚至暗中接受每月两三百元的“津贴”。平日不亲日,但在关键时刻就出来散布“和平”论调。

但这一切手段,不仅没有吓倒爱国报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家国义愤,对侵略者和汉奸的谴责、揭露、批判更为激烈。

在一个月的交锋之后,汪伪《中华日报》遭到了各界的抵制,连报童都拒绝带上这份汉奸报纸,日本人恼羞成怒。

1939年7月22日晚间8点,“76号”特务部队长吴四宝率暴徒冲入复刊的《时事新报》排字房,当场打死一名排字工,打伤一人。

1939年9月18日,由于《中美日报》(发行人为美国人)前一天发表了纪念“九一八事变”文章,报馆被扔进了两枚手榴弹(未爆),以示警告。

但这并没有吓倒爱国报纸,只要能发声,哪怕是小小的一篇文章,都能引起中国人的积极传阅。

此时的编辑、记者、作者也是战士,也要面临生死考验。

日本人最恨的是《大美晚报》(挂美国发行人),尤其是它的副刊《夜光》

《夜光》骂日本人,向来淋漓尽致,对汉奸也是指名道姓。

《大美晚报》地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属于法租界。

1939年夏,《大美晚报》遭到“76号”暴徒闯入,日本宪兵队的指令是对编辑部人员格杀勿论。

由于报社提前将“编辑部”牌子拆除,暴徒们找不到编辑部房间,只好冲到排字房里枪杀工人。

特务头子潘公亚逃离时,与法国(安南)巡警爆发枪战,腿部中枪。

潘公亚爬行到离公共租界最后十几米时,被巡警追上,他将手枪扔进了公共租界。巡警将人带走,但无法越线去拿手枪。

日本宪兵队赶来捞人,以没有凶器为由,将潘公亚领走,法国人一声都不敢吭。

《夜光》编辑朱惺公继续发文抨击日本人的暴行,并嘲笑汉奸的无能。

由于朱惺公是接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六月恐吓信的主编之一,并继续以真名发表“反日”文章,于是,日本人将他列为了头号暗杀目标。

朱惺公也知道日本人要杀他,他在《夜光》发文回应日本人和汉奸,“余不屈服,亦不乞怜……若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

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在上下班必经之路(天后宫桥堍)被三名凶手枪杀,年仅39岁。

9月2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赞扬朱惺之民族气节。

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到殡仪馆吊唁,《大美晚报》在中英文两版上发表文章,质问汪精卫为什么要杀死爱国报人?

汪精卫推托自己不知此事,但由于朱惺公之死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义愤,“笔部队”极力想将舆论压下去。

日本人的手段不是笔墨,而是要将《大美晚报》中文骨干赶尽杀绝,拔掉这面新闻界的“反日旗帜”。

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编张似旭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起士林咖啡馆二楼喝咖啡时,被特务乱枪打死。

十天之后,晚报国际版主编程振章,在法租界西爱斯咸路被暗杀。

总编殉国之后,《大美晚报》由总经理李骏英主持(李政道的三叔)

1941年6月23日中午,李骏英去外滩办事,三名杀手从汽车上跳下来,对他同时开枪,李骏英当场牺牲。

还有特务时不时地向报馆扔炸弹。

1941年底《大美晚报》由于业务瘫痪,被迫停刊。

这就是日本“笔部队”的舆论战,说不过你,就杀了你。

为了掐灭“反日”言论,“笔部队”不停地发文指责那些爱国声音。

一些附逆的“法学家”、律师则写文章从“法律角度”证明:中国仁人志士刺杀汉奸,袭击日军是违法行为,必须惩办这些“杀人凶手”,维护“法律尊严”。

“反日”言论更是不可容忍,处处煽动“反日”情绪,太伤太君的心了。

太君都给你送糖吃了,你居然还不领情。

为了加强火力,“笔部队”在南京又搞出《民国日报》,周佛海为董事长,罗君强为社长。

汉奸文人也开始侧重创办副刊,编造小故事,传播中国人天生不如日本人的观点。比如日本小孩聪明勇敢;中国小孩愚笨娇气……

日本人还在上海闹市开设图书室,中国小孩去那里看画报,可以吃到免费糖果,小玩具。

由“笔部队”控制的报纸,凡是涉及日本人的用词都是:皇军不可战胜、东亚救星、日本人友爱、善良、文明。涉及中国人的用词则是:暴力、无知、野蛮、必败。

这些汉奸报纸,哪里有还一丝中国人的味道?

“笔部队”铺天盖地的信息覆盖,总会有中国人中了迷魂药。

但更多的中国媒体人挺身而出,写文章,画漫画,与日寇、汉奸进行殊死搏斗。

舆论战阵地与战场阵地争夺同样重要。

日本人投降已经八十年了,但它们甘心失败吗?并没有。

军事上,它们是不敢再组建师团侵略邻居了,但“笔部队”仍然存在,危害仍然巨大。

某些人不是说记得日军给小孩的那块糖吗?对日军暴行却是一字不提,这就是在给我们舆论场“下毒”。

《南京照相馆》上映,有人急得到处劝阻大家不要去看,“太残酷”。

……

没有硝烟的战场,仍然在继续着。

奉劝那些热衷于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好自为之吧!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太君自己都救不了,怎能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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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7-4 23:4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笔部队”:培养文化汉奸

[size=0.8]侵华时期的日本很清楚,他们要是想在中国立足,需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size=0.8]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初尝甜头,日本决策层更加坚信,战争的核心是武力,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宣传战;殖民控制的重点是精神控制,没有精神控制就不会有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size=0.8]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满铁”“满映”最初作为文化传播机构,对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这些文化机构进行完全控制,“笔部队”开始从文化接触源上管控殖民地人民思想。“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也是殖民侵略的排头兵。“满映”是“满铁”下属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设想通过电影这种新兴文化产业来传达日本观念,进而实现文化殖民侵略目的。李香兰(日本女演员,本名山口淑子)作为“满映”最出名的女演员,主演了《东游记》等电影。(《东游记》讲的是两个前去访友的中国农民愚昧无知,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中国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而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举止文明、彬彬有礼;日本与中国不同,这个国家是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有着光明的未来。)影片所谓建设“新满洲”目的,正显露出日本“大东亚”的图谋。
[size=0.8]这些“笔部队”的文化作品集中宣传的是日本如何先进,优秀,“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而最后的主旨,都是认为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
[size=0.8]另一方面,则在各个方面宣传中国人素质如何低下。在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里,到处都在打压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size=0.8]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以前的随军记者已不能满足日本军方的需要,于是军部开始直接有组织地实施征调报道班员制,除记者外,一大批作家、画家乃至诗人、音乐家等都被征调到前线,1938年8月“笔部队”正式成立,专门从事有关战争的宣传报道。几个月中,“笔部队”就写出了一批符合殖民意图的作品,内容大致分为三方面:歌颂日本士兵的英勇顽强;丑化中国国民;掩饰战争的暴虐。
[size=0.8]日本花重金收买中国文化汉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作人。此人不但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地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size=0.8]在民族危亡关头,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谈“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的卖国主义的“和战论”更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size=0.8]“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size=0.8]此文写于1936年7月,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蹂助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的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的合法性吗?
[size=0.8]1938年周作人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的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的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奔走卖命,彻底沦为日本“笔部队”中的一员。
[size=0.8]日本“笔部队”不仅会粉饰自己的罪行,在造谣、炮制谎言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以汪伪政权的宣传为例,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诸如“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本人天生比中国人优等,所以中国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之类,在抗战时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化领域。
[size=0.8]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日方还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文艺作品。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
[size=0.8]在战争结束后,国内还涌现出了“汉奸有理”论为大汉奸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翻案的文章和声音。其实这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些现象和日本国内一些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有密切关系,是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有理”论的呼应和折光。
[size=0.8]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便开始了。将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请入“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以篡改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无人道的罪行……反而去制造法西斯分子的“英雄形象”等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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