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亚文明：亚洲文明大花园的绚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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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亚文明：亚洲文明大花园的绚丽花朵[size=0.19]西亚地区是古代世界体系的枢纽地带，这里民族迁徙流动频繁，文明形态多变，文明交融密度很高，尤其两河流域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新巴比伦文明，其中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构成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在两河流域以外，还有埃兰文明、犹太文明、伊朗/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文明形态。自古以来，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就有频繁的交流互融，共同构筑成灿烂辉煌的亚洲文明。

[size=0.19]一、西亚文明的时空概念与历史上的文明形态

[size=0.19]“西亚”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指的是今日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沙特等阿拉伯半岛国家所在的地区。若以地理区域来划分，与西亚文明比较密切的区域主要有：小亚细亚（今土耳其）、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叙利亚北部、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今叙利亚南部、约旦、以色列）。这里文明形态多变，文明交融频繁，主要的文明形态有：

[size=0.19]两河流域文明

[size=0.19]文明始于苏美尔。苏美尔文明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东亚地区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所不同的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受当地民族迁徙流动频繁的影响，文明的次第更替频繁发生。发源于西亚塔鲁斯山和扎格罗斯山的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巴格达附近几乎汇合，从巴格达以南的两河流域冲击平原上，其南半段在古时被称为“苏美尔”，北半段被称为“阿卡德”，这两段又合称为“巴比伦尼亚”。巴格达以北的地区被称为“亚述”。两河流域地区无天然屏障，又位于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历史上民族大迁徙频繁发生，文化交流频繁。该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公元前3200-前2300年）、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00-前2191年）、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前1595年）、亚述文明（公元前8世纪-前612年）和新巴比伦文明（公元前626年-前539年）。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衰更替是沿着两河流域逐渐向北发展的，但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始终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

[size=0.19]两河流域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历来是各民族争夺的对象。在这里先后有几个外来民族交替出现，它们在吸收两河流域文明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文明。

[size=0.19]埃兰文明

[size=0.19]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存在一个与两河流域文明争霸的埃兰文明。埃兰文明是伊朗文明的早期来源，其产生于伊朗高原之外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的苏萨平原，即今天伊朗的胡泽斯坦。埃兰文明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较大，公元前3000年末，阿卡德人将楔形文字传入埃兰地区，埃兰人开始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兰的文字、雕刻、印章，甚至司法和历法，均属于楔形文化圈的一部分。

[size=0.19]埃兰是一个与两河流域各王朝争霸的强大国家。公元前639年埃兰被亚述所灭，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省——胡泽行省。埃兰的重要城市苏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首都，并且作为西亚重要都市存在上千年之久。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埃兰人逐渐被人数占优势的伊朗人所融合，成为伊朗民族的一部分，称为胡泽人，埃兰文明也被伊朗所继承。埃兰对古代伊朗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他们把楔形文化传播到伊朗，帮助伊朗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大量埃兰人服务于阿契美尼德王室机构，协助伊朗人管理各种行政事务。

[size=0.19]形成于伊朗高原的相对独立的埃兰文明，埃兰文明受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较大

[size=0.19]犹太文明

[size=0.19]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两强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出现了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明。公元前2000年晚期，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东北部，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希伯来人形成了犹太和以色列民族，并成为著名的一神教圣经民族，除了《圣经·旧约》外，《塔木德》被奉为犹太民族的第二圣经。

[size=0.19]伊朗/波斯文明

[size=0.19]公元前2000年，伊朗和印度境内开始出现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居民，他们被通称为雅利安人。在这些伊朗部落中，数米底和波斯这两支部落最为强大。公元前673年，米底王国建立。米底王国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征服活动加速了伊朗境内不同民族与部落的同化过程，促进了伊朗民族和伊朗文明的形成。米底王国的都城哈马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国被古波斯帝国所灭，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米底王国的各项制度也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斯人所建，因此被称为波斯帝国或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43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巴比伦文明中的一些元素被波斯文明所吸纳和借鉴。居鲁士之后的另一位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将波斯帝国疆域继续扩大，疆界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色雷斯沿岸，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波斯帝国由此成为古代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公元前330年，阿契美尼亚王朝被亚历山大帝国所灭。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其在原波斯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为塞琉古王朝继承。公元前129年，塞琉古王朝被安息王朝取代，到公元1世纪时，安息王朝与同时代的罗马、印度和中国并立为当时的四大帝国。公元224年，安息王国被萨珊王朝取代。萨珊王朝是古代伊朗最辉煌的时期，其基本统一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南部。萨珊文化成为西亚文明与印度、中亚和中华文明交流的中间站。

[size=0.19]伊斯兰文明

[size=0.19]公元622年，伊斯兰文明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文明很快将其影响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波斯帝国也在伊斯兰力量的扩张下被伊斯兰化。近代以前，整个西亚地区都处于伊斯兰文明的主导下。13世纪崛起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统领了整个西亚地区，与16世纪崛起在伊朗高原的波斯萨法维王朝形成对峙，并与16世纪同样崛起于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帝国构成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以前的西亚、中亚与南亚三大伊斯兰力量中心。

[size=0.19]二、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size=0.19]不同文明在起源之初虽独立发生，但其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与互鉴，文明交往的过程中虽有矛盾和碰撞，但和平共处、相互渗透和交融互变却是常态和主流，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往同样如此。西亚文明是亚洲文明大花园中最早开放的一朵绚丽之花，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通过交流互鉴，竞相绽放，共同点缀着美丽芬芳的亚洲文明大花园。

[size=0.19]1、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

[size=0.19]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主要通过丝绸贸易与伊朗文明发生联系。陆上通过我国内地新疆经沙漠绿洲、中亚与西亚联系，海上通过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西亚产生联系。由于当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主要被印度商人所垄断，陆上丝绸贸易主要被波斯商人所垄断，因此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发生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印度和波斯等中介进行，其中又以波斯文明为主要媒介。古波斯帝国建立后，修建大量驿道、开凿了苏伊士运河，运河与驿道构成的水路交通系统将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巴比伦同小亚、埃及、印度、中亚相连，并成为有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size=0.19]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物资、技术和文化交流。波斯和西亚的特产如葡萄干、苜蓿、扁桃、茴香、胡萝卜等传入我国。波斯工艺品、拱顶建筑技术、波罗马球、波斯医药、音乐、舞蹈、乐器、杂技、绘画、雕塑等也传入我国。中国的文化科技成果，如养蚕缫丝技术、造纸技术、地下水渠灌溉技术（坎儿井）、铸铁术等，也随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和西亚地区。中国的铸铁柔化技术被伊朗吸纳，用以改进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安息王朝时期，伊朗马尔吉安娜的木鹿城（Marv，后易名为安条克城）既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战略重镇和国际贸易中心，又是中国钢材贸易中心，著名的大马士革钢制作技术据说就经由木鹿受到中国制钢技术的影响。中国的造纸术通过伊朗传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再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世界各地。我国西北新疆一带的地下水渠灌溉技术经由中亚传播到波斯和叙利亚，使这些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得到开发，如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就引黎巴嫩雪山之水，以地下渠道方式组成灌溉网，使其变成了沙漠绿洲，发展至今已有1600余年之久。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也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亚乃至世界各地。

[size=0.19]在中华文明与伊朗文明交流中，宗教文化交流是个重要方面。经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先后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尤以佛教对我国影响巨大。我国早期佛教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安息和中亚其他伊朗语国家传来。佛教兴起于古代印度，阿育王时期逐渐传入临近地区，首先是传到说伊朗语的中亚各国，并于公元前1世纪初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随后传入我国内地。最早来我国传播佛教的都是伊朗语居民，早期佛教经典用语很多都是直接由伊朗语翻译而来。在早期来华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公元148-171年，他在洛阳先后出经35部41卷，其所译佛经被评价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号称“群译之首”。

[size=0.19]2、西亚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互鉴

[size=0.19]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的交流始于两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两河流域出土的文献中出现过印度牛的形象。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后，印度与西亚地区的文明交往密度增加。

[size=0.19]文学方面，古代阿拉伯文学名著《卡里米与迪木乃》和《一千零一夜》都起源于印度。《卡里米与迪木乃》来自印度寓言《五卷书》，先是被胡司洛的御医巴尔祖耶译为钵罗钵语，取名《卡里米与迪木乃》，后来又被波斯的穆斯林伊本·穆格法由中波斯语翻译为阿拉伯语，进而得以在西亚地区广为流传。该书现在有40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一千个故事》这本印度故事集在萨珊时期也曾被译为钵罗钵语，后来也被波斯人由中波斯语译为阿拉伯语。它是流传至今的著名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材料来源之一。

[size=0.19]宗教方面，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曾为伊朗国教的祆教被禁，祆教圣经《阿维斯陀》被毁，一些祆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移居印度，被印度人称为“波斯教徒”，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的部分内容得以在印度保存下来，因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阿维斯陀》圣经，是印度的波斯教徒经典。《阿维斯陀》既是宗教经典，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印度的《吠陀》、犹太人的《圣经》具有同样的文学价值。

[size=0.19]科学方面，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经由波斯人介绍给阿拉伯人。关于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出现在一些5世纪的古伊朗天文学记载中。在8至9世纪的西亚地区科学中心——巴格达，就有不少来自印度的学者帮助制作各种印度天文手册的阿拉伯文译本。

[size=0.19]蒙古帝国瓦解后出现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深受伊斯兰和波斯文明的影响。莫卧儿帝国境内说波斯语，穿波斯服饰，行波斯礼仪。帝国境内的穆斯林，既有突厥、蒙古和阿富汗的征服者，又有阿拉伯和波斯的宗教学者，还有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教徒，极大促进了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之间的交流。

[size=0.19]3、西亚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交流互鉴

[size=0.19]由于地理位置因素，中亚地区在早期主要受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佛教最先向外传播到的地区就是中亚，再经由波斯人传到中国。因此中亚文明与西亚文明发生联系的早期主要媒介是伊朗/波斯文明，后期在伊斯兰文明崛起后，主要受伊斯兰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双重影响。中亚地区存在诸多游牧民族，历史上即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在伊斯兰教东传过程中，中亚地区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伊斯兰教传至中亚以前，该地区曾是摩尼教、祆教、景教、马兹达克教、印度教、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多教并存之地，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使中亚地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在中亚地区交通要道上修建的许多城镇不仅具有希腊化名称，而且后来都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佛教文化中的犍陀罗艺术便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亦可说是佛教艺术在希腊文化与中亚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结果。随着后来佛教文化的东传，犍陀罗艺术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造像和绘画艺术也产生深刻影响。景教和伊斯兰教也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其中伊斯兰教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最大，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发生交流互鉴后，形成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又与中国儒家文化发生交流融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并打通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掀起又一波伊斯兰文明向东传播的高潮，其间蒙古人先后被伊斯兰文化同化，蒙古文化也跟着融入到中亚地区以波斯文化、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突厥文化为底色的伊斯兰文化中。

[size=0.19]中亚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交通十字路口，是东亚文明与西亚文明交流互鉴的中间枢纽地带，因此中亚文明这块调色板上涂抹着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突厥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等绚丽斑斓的色彩，各种色彩交相辉映。

[size=0.19]三、西亚文明所蕴含的亚洲文明观

[size=0.19]1、虔诚敬畏

[size=0.19]在西亚文明中，宗教内容构成其重要部分。除早期遍布西亚地区的多神崇拜，后来还相继出现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在古代西亚地区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人从出生到死，无不与神紧紧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上下无不受到神的意志的支配，可谓“率海之滨，莫非神土”。 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人们多对太阳、月亮、雨水、雷电等都赋予敬仰和崇拜，都相信世间充满了善神和恶鬼。善神显形为带翅膀的公牛和狮子，被装饰在宫廷的大门两侧。这种门兽后由佛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也成为中国官府、大户门前的一对石狮。

[size=0.19]为表示对神的敬畏，西亚各王朝和帝国均建造了众多神庙，定期在神庙里举行宗教仪式。早期的神庙，以及后来的犹太会堂、基督教堂和伊斯兰清真寺，均是宗教在西亚文明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具体表现。

[size=0.19]西亚文明中所体现出的对神与大自然的敬畏使得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有所节制，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无节制地去征服大自然。

[size=0.19]2、公正仁爱

[size=0.19]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保护平民和弱者利益，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法典中处处体现出“使强不凌弱”的公正仁爱思想。法典前言中称法典条文是“公正的法律裁决 ”，是“要以此使国家得到公正的统治和合理的管理”。法典内容除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外，还力求在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下保护弱小者利益。如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债，而暴风雨又冲毁了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地没有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不可向他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泥板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犹太人的《圣经》中也指出“公义和公正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size=0.19]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二世以“为人宽厚仁爱”著称。他尊重各地风俗，善待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和普通居民。还把号称“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遣送回国，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地重建家园，被歌颂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

[size=0.19]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仁爱原则，在犹太伦理中也有所体现。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被理解为爱人，没有上帝爱子民之意，犹太文化中的仁慈有上帝慈爱人民、人与人之间要慈爱两个方面。《诗篇》中说：“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出埃及记》写道：“不可辜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这种保护弱者以及行善互爱的精神在伊斯兰文明中也有体现，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兴建了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第一所麻风病医院，设立了收容老弱病残及盲人之家。

[size=0.19]3、开放包容

[size=0.19]苏美尔文明时期，盛行多神教自由信仰，王权对各种宗教信仰都不加以干涉，巴比伦人主导两河流域地区后，也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宗教宽容传统，并不排斥异族的神。亚述帝国时期，所有被征服地区在必须供奉亚述神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地方神。总之，在西亚地区，各种宗教，无论一神教还是多神教，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十分鲜明。

[size=0.19]波斯安息王朝统治时期，也完全尊重西亚地区已经被希腊化的城市的自治权，不干涉这些希腊化城市的内政与工商业活动。安息王朝对希腊化城市的宽容态度，对伊朗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它使伊朗能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色。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就吸收借鉴了希腊和伊朗的艺术手法。

[size=0.19]伊斯兰文明也具有鲜明的开放色彩。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就从犹太教吸纳借鉴了许多内容，这种开放性的视野为伊斯兰文明合理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养分，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提供了条件，使伊斯兰文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出阿拉伯半岛地区，向外拓展，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公元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马蒙统治期间，巴格达城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文化中心。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都汇聚于此，对来自希腊、罗马和印度等地的文献书籍进行翻译整理。

[size=0.19]伊斯兰文明早期，其对境内非穆斯林群体十分宽容，允许境内基督教、犹太教和祆教教派的信仰自由，并不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时期，也通过建立米特勒宗教社团自治制度来统治境内非穆斯林群体，犹太人就是在奥斯曼帝国宽容的米特勒制度下得以延续发展犹太文明。

[size=0.19]4、教育为本

[size=0.19]西亚文明具有重视教育的特征。在古代巴比伦地区，存在各类学校，如书吏学校、天文学校等。学生既来自名门望族，也来自下层平民家庭。

[size=0.19]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古代波斯贵族在公元前5世纪也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安息王朝时期，伊朗王公贵族已经具有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其文化素养完全不亚于同时期的希腊化各国。由于推行大众化教育，普通百姓也能接受教育，因此在波斯帝国的下层平民中也出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他们后来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文士）等级”。萨珊王朝时期，还热情接待了因希腊雅典学园被迫关闭而前来避难的许多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

[size=0.19]伊斯兰文明也十分注重教育，7世纪的倭马亚王朝时期建立了学校，8世纪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建立了科学学院和天文台，注重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同时翻译大量的希腊、波斯和印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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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罗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size=0.19]编辑：单颖文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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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与西亚文化对南北朝隋唐艺术的影响”项目成果简介

发布时间：2021-05-19 18:07 来源：科技教育司 编辑：马思伟
　　观察中国中古物质文化不难发现，南北朝隋唐大不同于秦汉文化，秦汉显得古朴、厚重，南北朝隋唐则变得新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应该说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关南北朝隋唐艺术吸收南欧、西亚文化的情况，已引起相关研究者注意，但受到各自研究领域和视野的限制，长期以来没有多大进展。一方面阐释旧话题者居多，另一方面泛泛而论者不在少数，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没有识别出来，或误识南欧、西亚为中亚、南亚等地文化因素。本项目针对目前学界存在的诸问题，基于多年实地调查和思考，在尽可能充分利用学界披露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就下述四个部分、八个子课题做了具体阐述。

　　一、鄯善古国部分遗物与西方的关联

　　（一）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所见外来文化因素。认为尼雅与楼兰遗址出土兽腿形椅腿主要受到古希腊罗马影响，同时带有波斯文化因素，尼雅出土木桌图像分别源于西北印度和中印度，尼雅采集柜门图像兼有印度和波斯文化因素。这些家具图像反映了南欧、西亚、南亚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情况，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西域，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罗。

　　（二）民丰尼雅出土蓝印花布丰饶角图像。就民丰尼雅出土蓝印花布的文化属性问题，以丰饶角图像为线索，在梳理古希腊罗马与拜占庭，以及贵霜同类图像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推断为来自贵霜的物品。认为从古希腊罗马到贵霜，丰饶角形态及其持有者身份有所变化，象征意涵则始终没有多少改变，贵霜以古希腊罗马手持丰饶角女神为蓝本，吸收当地佛教造像因素，便形成蓝印花布女神图像。贵霜物品出现在尼雅遗址，意味着两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二、北朝隋唐部分器物与西方的关联

　　（三）中原北方出土古希腊罗马器物。就中国出土的一些西方器物进行了重新辨识，认为并非学界推断的西亚波斯、中亚制品，而是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物品。指出临潼庆山寺唐塔地宫出土铜壶，颇为接近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人物头面形器物，也不排除罗马帝国早期遗物之可能。大同和正镶白旗北魏遗址及墓葬出土银杯、银碗，器形与装饰特征无不契合罗马帝国遗存，有别于波斯萨珊器物。这些器物成为说明中古中国与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四）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瓶与梨形腹束颈瓶的系谱。梳理了南北朝后期迄唐前期的部分异域风格器物，即枣形腹细颈瓶、石榴形腹细颈瓶、梨形腹束颈瓶的发展系谱。指出北朝后期与隋代河北南部为其主要发展区域，由北朝铜瓶到隋代邢窑瓷瓶脉络清晰，初唐河南中部巩义窑又烧造细颈釉陶瓶。进而说明，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瓶发源于南欧，原为前5、4世纪希腊、意大利居民的盛油陶瓶，梨形腹束颈瓶的源头则是伊朗波斯萨珊朝银瓶，这些西方器物造型东传以后，形成中国本土化同类器物。日本6-8世纪流行的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铜瓶，既有中国输入品也有日本仿制品。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这些具有西方情调的器物，成为服务于上流社会及佛教的贵重物品。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这些器物所以能够横贯欧亚大陆，大概就在于其造型有可人之处。

　　三、南北朝隋代忍冬纹样与西方的关联

　　（五）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北朝时期流行的以C形藤蔓为骨架、呈扇形构图的忍冬纹样，包括一般和特殊两种形态。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主要存在于北魏中期前后，少许延续至北齐，集中分布在大同周围，零星见于洛阳、延安、敦煌等地。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短暂流行于北魏中期后段，仅见于大同周围。扇形忍冬纹样由来于地中海地区同类纹样，在南欧前5、4世纪发展成熟，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向东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并本土化，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

　　（六）南北朝隋代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即以一对左右对称的S形忍冬藤蔓为骨架，组成腹部呈桃形构图的纹样，可以分为双茎桃形植物忍冬纹样和双茎桃形云气忍冬纹样。双茎桃形植物忍冬纹样约出现于南北朝前期后段，包含南北方和河西走廊两个系统。南北方者以基本单元颈部开口、腹部全忍冬，且基本单元之间相离为主要特征，由汉水流域波及南京、成都、洛阳和西安等区域。河西走廊者以基本单元颈部交茎、腹部半忍冬，且基本单元之间套连为主要特征，敦煌为发展中心区域。南北朝后期结合汉代以来流行的云气纹样，创造出双茎桃形云气忍冬纹样，洛阳、邺城成为发展中心区域。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创始于古希腊、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延续发展，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并迅速中国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设计和审美意涵，构成中国装饰纹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北朝隋代部分图像与西方的关联

　　（七）北魏前后神人控驭对兽图像及其西方来源。北魏前后出现一些带有神人控驭对兽图像的遗物，学界指出这种图像在西方文化因素影响下产生，然而缺乏具体细节阐述，难以了解更为全面信息。本稿划分为青铜铺首衔环表现神人控驭对龙，以及其他物件表现神人控驭对狮图像，分析了这些图像的表现形式，及其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因素的过程。

　　（八）兽首含臂守护神像系谱。就含混不清的兽首含臂守护神像发展系谱问题，在尽可能全面收集资料前提下，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中国兽首含臂守护神像经历南北朝隋代初步发展、唐五代大发展，以及宋元明清延续发展三个阶段。进而认为，安息帕提亚朝赫拉克勒斯像出现初级形态兽首含臂图像，在西北印度又与执金刚力士混合造型，北魏早中期兽首含臂图像传入首都平城，装饰性兽首含臂守护神像流行开来，尔后随着迁都洛阳流布中原北方。唐五代时期兽首含臂守护神像获得空前绝后大发展，初盛唐尤其发达，基本分布在唐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和四川。包括伫立式、踏恶鬼式、踏卧兽式、地天承托式四种形式，随葬陶俑占多数，少数为佛道教雕塑造像，大多表现为龙首含臂，少许表现为摩羯鱼首含臂。宋元明清时期兽首含臂守护神像在衰落中延续发展，南宋与明代形成两个发展小高潮，南方发展势头超过北方。伫立式占据绝对多数，同时流行踏恶鬼式、单蜷腿坐式、双腿垂下坐式等，主要用于佛道教雕塑和墓门及神道石刻造像，一概表现为龙首含臂。兽首含臂图像以其奇妙设计，在中土引起人们浓厚兴趣并广泛用于装饰守护神像，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负责人及所在单位：李静杰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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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丰富的西亚文明，感人的传说、成文法典，先睹为快！

文化底蕴丰富的西亚文明，你知多少？

两河流域大部分是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少，通过该地区两条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水分比较充足，适合于农业生产，孕育出灿烂的西亚文明。

史诗《吉尔伽美什》，传说引人入胜

书中记载许多与洪水有关的传说。国王吉尔伽美什暴政，强令民众修筑城墙，引起民众向天神申诉。

天神了解民间疾苦，派遣恩奇都下凡与吉尔伽美什作斗争，经过一番苦斗，征服了吉尔伽美什，他俩双双和好成为朋友。从此之后吉尔伽美什性情大变，成为为民除害的英雄。

之后他们联手对付树妖洪巴巴，经过一番苦斗，解救了女神伊什塔尔，又诛杀了女神派来为祸人间的天牛。女神向众神告状，众神决定报复吉尔伽美什，众神想出了一条“馊主意”，方法就是让恩奇都得一种怪病，让他痛苦地慢慢死去。

吉尔伽美什想到人类走向死亡的铁律，他想打破这个铁律，决定向人类始祖吉乌苏德拉询问如何才能长生不老。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吉尔伽美什终于见到人类始祖，始祖告诉吉尔伽美什可以求得一种长生不老仙草。

吉尔伽美什充满希望，立即启程寻找仙草，吉尔伽美什克服重重困难得到了仙草，满怀希望回去与众人分享，但在归途中仙草被蛇吞吃，吉尔伽美什很失落，空手而归。

最后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灵魂相遇，失落悲伤，交谈内容都是死后冥府的生活，伤感，阴暗。

苏美尔国家民主传统

苏美尔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当时实行一些军事民主制传统。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史诗记载，乌鲁克国遭受外人入侵时，吉尔伽美什先咨询长老会，长老会主张向对手投降，但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后来吉尔伽美什向人民大会回报，人民大会主张抵抗。可见苏美尔国家有最初的民主意识。

保存完整的《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在位期间，为了两河流域地区国王们树立正义，延续苏美尔的传统，汉谟拉比在位第二年颁布了法典。

总的来说，西亚文明底蕴丰富，了解世界古代史，西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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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文化,古埃及文化产生的条件条件如下
1.沙漠绿洲的可能——泛滥期，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全长6670公里。同样是文明之源，相较于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来说，尼罗河的年径流量不到黄河的十分之一。
2.无独有偶的气候条件——热带沙漠气候，尼罗河上流的流量巨大，但沿途蒸发和下渗严重，尤其是尼罗河其中的一个支流白尼罗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缓慢流动使其蒸发非常严重，能流到下流的水已经所剩无几。
西亚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这些文化遗存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2017年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各大民族在语言、文字和宗教方面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古波斯时期的文化遗存例外）。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些人类文化遗产的“开发”被欧美强国所垄断。二战后，西亚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奉行允许外国考古队到本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政策，使过去曾在这些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国家得以继续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同时使新参与该地区考古发掘的国家也就越来越多。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断断续续在西亚—北非地区发掘了100多年，但是，这片土地下埋藏的丰富的古代遗存还远远没有被全部挖掘出来，这里的发掘前景还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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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西亚文明的交流互鉴

古代两河流域滚印印纹(铭文为“舒伊里苏，麦鲁哈的翻译人员”)，体现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交流。资料图片

上古西亚文明以两河流域文明为代表，此外还包括古代伊朗文明、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以赫梯文明为代表）、古代叙利亚文明（含埃勃拉文明、乌加里特文明、腓尼基文明等），以及古代希伯来文明。古代西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丰富多样，地区间交流与冲突不断，其历史发展既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又有楔形文字文化认同的因素，同时还有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分。

楔形文字文化圈

大约公元前3200年，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用来书写他们的语言苏美尔语，直到公元75年左右楔形文字被遗弃，最终被西亚地区更为简单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在上古西亚文明发展的三千余年时间里，楔形文字陆续被两河流域北部的阿卡德人和胡里安人、叙利亚的埃勃拉人和乌加里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伊朗的埃兰人和波斯人所借用来书写各自的语言，形成了上古西亚文明共同的楔形文字文化圈，沟通了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在诸多使用楔形文字的上古西亚语言中，阿卡德语是被使用最普遍、最广泛、时间最长的一种语言。尤其是在公元前14世纪的阿马尔那时代，阿卡德语不仅通用于西亚地区，而且也在埃及王庭被使用，作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国际性通用语言。楔形文字所构建的上古西亚文化认同还体现在书写材料方面，楔形文字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是用黏土制成的泥板，书写工具主要是用芦苇制成的笔。正是泥板和芦苇笔的巧妙组合，造就了“楔形”的形体，成就了楔形文字的神韵。

民族融合的主流

上古西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包括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库提人、阿摩利人、加喜特人、迦勒底人、胡里安人、乌拉尔图人、阿拉米人，伊朗高原的埃兰人、米底人、波斯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哈提人、鲁维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勃拉人、乌加里特人、腓尼基人、犹太人，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各民族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其中，民族融合是上古西亚文明发展的主流，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了丰富多样的西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公元前2334年，两河流域北方属于闪族人的阿卡德人南下，在首领萨尔贡的领导下征服两河流域南部，第一次完成了两河流域地区的统一，他的统治区域从“上海”（地中海）到“下海”（波斯湾）。阿卡德人统一两河流域之后，与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杂居，在阿卡德王国内，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被共同使用，构成了独特的苏美尔-阿卡德文化。阿卡德统治者十分推崇苏美尔文化，例如，萨尔贡将自己的女儿恩黑杜安娜任命为两河流域南部重要城市乌尔的月神神庙最高女祭司，恩黑杜安娜通晓苏美尔语，并且创作了大量苏美尔文学作品，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早留下名字的作家。再如，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游牧民族阿摩利人大量涌入两河流域，与当地的苏美尔人杂居，甚至很多阿摩利人担任乌尔第三王朝的重要官职。同样在乌尔第三王朝，来自遥远的印度河流域的麦鲁哈人定居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吉尔苏城，形成了“麦鲁哈村庄”，他们起了苏美尔语名字，吸收了苏美尔文化。民族融合的一个突出体现是政治婚姻或者外交婚姻，起自早王朝时期，一直延续到新巴比伦时期。比如，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娶了叙利亚地区马里的公主塔兰乌兰，乌尔与马里此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大量阿摩利人涌入两河流域，他们学习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并且担任乌尔第三王朝的重要官职，客观上促进了叙利亚地区的阿摩利民族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上古西亚地区的政治婚姻，是国家之间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到了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帝国疆域辽阔，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埃及、北抵安纳托利亚、南达波斯湾；民族构成多样，既有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也包括赫梯人、米底人、波斯人、犹太人、埃及人、阿拉伯人，甚至在亚述文献中还记载有希腊人。许多非亚述人在亚述帝国内担任政府职务，成为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亚述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制定了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措施，促进民族融合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也为后来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进行多民族统治奠定了基础。

物质与文化交流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缺乏石材、木材、金属等资源，却有着丰富的大麦、小麦等粮食资源以及牛羊等牲畜资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同需求，成为原始贸易进行的动因。

早在公元前七千纪，西亚地区便有了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最早的贸易物品是黑曜石，黑曜石作为文字发明以前的史前贸易的代表，不仅跨越整个西亚地区，还波及希腊世界和埃及，掀起了上古时期东地中海贸易的第一次浪潮。从公元前五千纪到公元前一千纪，青金石贸易成为地跨中亚、西亚、北非和爱琴海世界的主要贸易形式。产自阿富汗地区的青金石经过伊朗高原的陆路，或者经过印度洋-波斯湾的海路，被运输到两河流域甚至埃及，构成了上古西亚独特的青金文化，与古代中国的玉石文化相呼应。此外，上古西亚产自不同地区的锡和铜，通过贸易结合到一起，被制造成青铜，开启了上古西亚的青铜时代。上古西亚地区的跨区域贸易，沟通了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中亚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埃及和希腊世界，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逐渐纳入到沟通东西方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上古西亚文化以两河流域文化为代表，两河流域著名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由苏美尔人创作，在大约公元前12世纪由巴比伦人辛莱克乌尼尼整理汇编成册，成为阿卡德语的标准版本，并且传播到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区，相继产生了史诗的赫梯语版本和胡里安语版本。其中，史诗中记载的大洪水故事，后来被犹太人和希腊人引用，演变成为著名的“诺亚方舟”和“丢卡利翁”的故事。古代两河流域经典文学作品在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传播，推动了上古西亚各地区、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形成了以两河流域文化为代表的上古西亚文化特色。除了文学，上古西亚在艺术和科技等方面也有诸多交流。例如，古代两河流域特有的印章形式——滚筒印章（简称滚印），自大约公元前四千纪在两河流域被发明之后，逐渐传播到安纳托利亚、叙利亚、伊朗高原等地，甚至远及印度河流域，构成了上古西亚独特的滚印文化圈。滚印作为商品交易的信用印证，也加强了古代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发展。再如，安纳托利亚赫梯人的冶铁技术，后来传播到两河流域地区和西亚其他地区，开启了上古西亚的铁器时代。

上古西亚文明从大约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330年，历经三千年发展史，最终被以希腊和罗马文明为主的古典文明以及以阿拉伯文明为主的中古文明所取代。它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为代表，构建了楔形文字文化圈，本着开放、包容的价值观，为早期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一幅内容丰富多彩、多元文化共存的画卷；它以小麦和青金石为代表，与上古东亚文明的水稻文化和玉石文化交相辉映，为丝绸之路的拓展以及更为深远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上古西亚文明的积极因素和文化基因在今天将继续闪耀着光辉，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步伐也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刘昌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