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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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没有带“谈判专家”周恩来同行。与斯大林的多日僵持，桦树林里的无奈等待，令毛泽东承受着从未经历过的另外一种精神折磨。在此情形下，他特地电召周恩来前来，由周恩来具体负责谈判……

　　如何告知国人？电文中的微妙

　　开始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没有带“谈判专家”周恩来同行。与斯大林的多日僵持，桦树林里的无奈等待，令毛泽东承受着从未经历过的另外一种精神折磨。在此情形下，他特地电召周恩来前来，由周恩来具体负责谈判。

　　又是一场漫长的外交博弈。招式变化中，看不到外界所深信不疑的兄弟友谊，也看不到毛泽东在莫斯科走下火车伊始所表述的“良好的睦邻关系”。谈判最终有了结果，双方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对新中国恢复元气有所裨益但却明显带有沙俄时代烙印的条约。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了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五年的三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周恩来传》，二六四页）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经过艰难谈判方才签订的这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在国内予以公开报道与宣传，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为慎重——可以揣测，慎重的背后，恐怕是担心条约中的某些被认为带有“半殖民主义”色彩的内容，过于敏感，引起民众议论纷纷甚或指责。

　　在正式签订该条约的两天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提前给在国内代理主政的刘少奇发去一份电报：

　　少奇同志：

　　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刘少奇收到后，于次日（十三日）发出这份党内电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中央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二六○页）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做了六处删改后，当即发电报给刘少奇、胡乔木：

　　（限即刻到）少奇、乔木：

　　请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即刻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同上，二六二——二六三页）

　　毛泽东终于可以启程回国了。二月十七日，他又一次走进莫斯科的车站，距他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这里，整整两个月。面对前来送别的人群，他发表临别演说。在公开发表的这一演说中，我们当然听不到丝毫与此场景不协调的声音——两个月期间他所承受的那些冷落、尴尬、无奈、气愤等，压在心中，留待日后宣泄与迸发。于是，在这一演说中，人们读到的是对斯大林热情洋溢的感激与颂扬：

　　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同上，二六六——二六七页）

　　自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落下帷幕。背后的一切尴尬、冲突等，许多年后才一一显现出来为世人所知，成为不断被解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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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 为何待遇大不相同
（广东）余 娟
2011年11月04日09:3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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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一起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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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一生唯有两次出国，而且两次都是到访莫斯科，但是这两次仅有的出国经历给毛泽东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斯大林的冷遇让毛泽东一直心有余悸——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放在“坐落于乌索夫的斯大林一个远处的别墅里”“苦熬了好几天”。第二次出访却破天荒地受到苏联领导团体的高规格接待，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亲临机场迎接。面对贯行“老子党”作风的苏联，这样的待遇让毛泽东受宠若惊。苏共的举动反差如此之大究竟为什么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矛盾与分歧让毛泽东遭受冷遇

　　在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因为早期的中共的确是更多地注重如何实践，而忽视了理论根基的培养。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一无所有的一个地下党派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夭折的形势下，是没有机会花时间在理论问题上面的。他们不仅要想办法扩大党的队伍，团结工人和贫农；还要保存有生力量，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能够存活实属不易。而正是这一点让莫斯科很反感，因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充分理论根据下实现的，而中国的状况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他们眼中，一个没有足够理论支撑的党是不纯粹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以此作出了种种不恰当的决定。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1945年斯大林“不许革命”的片段。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而在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指示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这一点也给中苏两党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苏联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不想再把疲惫不堪的苏联人民拖进与美国的战争危险中，无视中国的革命实际和中共领导人的感受，让两党产生间隙。

　　而毛泽东一开始也对斯大林颇有怨言，他认为苏联将“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没有真正用心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同时，留苏派的“洋房子先生”们也处处压制毛泽东，让他难以在中国革命中伸展拳脚。他们首先是支持刚刚回国的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掌握党内重要权力，不断地搞“左”倾、右倾，给中共带来了覆灭的危险；后来，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表示出对中共的极大不信任。

　　渡江战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也让斯大林感受到了中共的“不听话”。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前往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目的是取得苏联的支持和信任，以求在国际社会站住脚跟，结果却遭到了斯大林的冷遇。除了第一天得到斯大林的欢迎和接见之外，基本上都是“关在房子里睡大觉”，斯大林没有任何接见毛泽东的意思，后来在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也是一波三折，令毛泽东深表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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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
www.taiwan.cn 2014-11-06 09:41
一条小河、一份电报触发摊牌时刻
8月21日，毛泽东率领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七天后，他们走出死亡之海，发起包座战役，歼灭国民党守敌一个师，打开北上的通道。
与右路军相比，左路军行动十分延缓。8月21日，朱德带领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草原边缘的阿坝，张国焘以“巩固阿坝”为理由，命令大部队就地整理，延宕十余天。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的精神，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今宕昌——笔者注）、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张国焘对此十分恼怒，认为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原定军事方案，粗暴干扰了总司令、总政委行使职权。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乘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化，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事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单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他的执拗，让两位老搭档陷入两难境地。特别是陈昌浩，他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有什么事，都是由他去跟中央联系，经常受到两边的夹脚气。
徐向前找他商量：“国焘同志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毛泽东主张的左右两军集中兵力出甘南确实是上策。”
陈昌浩也有同感：“我们发电报催催吧。”
从8月20日至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连续发出急电，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左路军执行中央政治局决定，速度向右路军靠拢。口气越来越强硬。8月24日，陈、徐直率地表明了两人对中央决定的态度：“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疾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在红四方面军三巨头中，两比一的情况经常出现，多数情况是张国焘占据上风，但像这样由徐向前联手陈昌浩逼迫张国焘就范尚属首次，特别是在电文中写到“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犀利的用词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
张国焘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8月30日，他下令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的第二纵队跟进。
左路军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把徐向前和陈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
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右路军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具体的困难都好解决，关键是打通这里。”陈昌浩指着脑袋说。
毛泽东说：“那就这么办，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
9月3日，左路军第一纵队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起来，下达班师返回阿坝的命令，同时以朱、张的名义起草给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当时，从嘎曲河到班佑与党中央会合，只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坝。关键就在于嘎曲河的涨水到底有多大？左路军是否真的没有徒渡和架桥的可能？
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一再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水势：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经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情形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法可施，乃决定回师刷经寺。
张国焘关于久雨不晴和河水连日不降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逐日记载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气情况。根据他的记载，左路军进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为主；抵达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为主。草地的河水易涨易落，按照雨涨晴落的规律，嘎曲河从9月3日起应该呈回落的趋势。
即使是在水势较大的9月2日，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认为嘎曲河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他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帐篷，要求试渡。张国焘黑着脸不吱声。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黄超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胆大妄为，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他不顾朱德在场，抡起巴掌，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做声，转身走出帐篷。在奇耻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气，继续把理由说完，然后走了出来，来到几米外的朱德帐篷里，一进门眼泪就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语地宽慰他，让他见了中央再说。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在河边转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没有河堤、树木等比照物，说大说小，说深说浅，都有人信。还是笨办法最聪明，如果有人能够涉渡到对岸，那一切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个位置，凭经验感觉有戏，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试试。潘开文后来回忆：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小了一点，就对我说：“你骑我的马过去试试看。”于是我就骑上他的马，他的马高大一点。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看见以后，说：“哎，这可以嘛！”当时的水情看，说不深，也还困难一点，但要想办法，还是可以过的。
朱德兴冲冲地回来找张国焘：“国焘啊，水不深，部队可以过呀！赶快北进吧。”
张国焘根本不接话，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怎么不行？刚才我的警卫员就过去了。不信？你可以问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张国焘出去看潘开文如何过河。
陈明义当时任总部作战参谋，亲眼目睹他们激烈争吵的场面：
在总部后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定，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朱德终于明白了，不是嘎曲河水太大，而是张国焘在找借口。他后来在自述中说：“一转到阿坝，过一条嘎曲河没有准备好。其实张国焘是根本没有准备，过不去好南下。”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下令已经抵达嘎曲河的第一纵队转头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左路军遇水即返的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似乎早就料到了，平静地问：“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不解地说：“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应该不成问题。至于粮食缺乏，更不须忧。阿坝一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自己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
当时的红军面临难得的战机，红一军团已派第一师向俄界开进，国民党甘南驻军十分薄弱，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筑碉未成，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敌人防线，直趋陕甘。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中央的意见一直为张国焘所反对，毛泽东把劝说的希望寄托在长期与张国焘共事的徐、陈身上。
徐向前、陈昌浩抱有一些期待和自信。过去无论是鄂豫皖苏区还是川陕苏区，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某种妥协。
9月8日上午9时许，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单独发电给朱德、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这封电报反映了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从理智上清楚，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因此力陈北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从情感上不愿意在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再分兵，主张以集中主力为原则。
看了这份电报，张国焘松了口气，觑破了徐、张两人的软胁，即他们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只要左路军坚持不北上，右路军就必然会南下。
9月8日22时，张国焘做出了命令右路军南下的决定：“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这封电报与前面的电报不同，电文很短，语气强硬，直接向徐、陈下达右路军南下命令，根本不提及向中央转呈电文。这标志着，张国焘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南下与北上之争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