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错肾，左肾和右肾真那么容易割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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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to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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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割肾案的传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出处：
1、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 费慰梅与梁氏夫妇有私谊，又得益于丈夫费正清的史学家身份，笔下如亲见亲闻：“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 。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 。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 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 。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Ｘ光片。 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
2、其二为梁思成续弦林洙撰写的《梁思成》。这位梁启超未曾谋面的儿媳，也讲述了此事：“ 梁启起因患肾病， 多年来常尿血， 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 侧肾已坏死 ，应予切除… …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 医师是院长刘瑞恒。 但因他的判断有误， 竟将健康的肾切去 ，而留下坏死的肾。 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 ”
同时，手术之后，徐志摩和陈西滢等文人对的协和医院的指责、梁启超本人对医院的袒护、北京协和医院的沉默等等，让这一事件谜团重重。
首先有一个大概的时间顺序是这样的，梁启超是在1926年3月16日做的肾脏切除手术，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
这三年梁启超都做了什么呢，记录于《梁启超年谱长编》：
1926年9月26日第15个孩子梁思同的出生；
1926年10月3日替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
在清华大学每周授课，在国内四处巡回讲演；
作为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在北海公园设立的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北洋政府时期的专门司法人才培训机构）的馆长经手各项烦杂事务；
筹备去美国接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替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操办回国后的工作和婚事；
以及在干这些事的闲余写成的数十万字的专著、论文、应酬文章与演讲稿……
除此，疾病主题在梁启超这三年的文字中也屡次浮现——尿血、着凉、发烧、右膀发痛、心脏不适......
费慰梅和林洙二人所述看起来头头是道，又是梁启超的“亲近之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费慰梅讲的这些是通过别人转述的，先是当时在场的护士转告给张雷，张雷再告诉她，转述的内容可信度大打折扣；其次，在叙述中，实习医生说看见护士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上了位置，请注意他说的是“肚皮”。肾脏因为位于人的腰部，中国人称之为“腰子”，其位置在脊柱两侧，紧贴腹后壁，居腹膜后方，进行肾脏切除手术，如果从前方切开要破坏多层腹膜，损伤大，因此都是从后肋部开刀，病人此时是趴在病床上，怎么可能在肚皮上标位置，再开刀切除呢？这是缺乏医学常识的表述；再者，梁启超切除右肾的手术是在1926年3月进行的，而费讲的是在1928年，这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再来看林洙的讲法，也存在诸多问题。林洙和梁启超素未谋面，是梁启超的第二任儿媳妇（林徽因过世后，梁思成娶的第二任老婆），梁启超割肾时，她才两岁，她的表述也多是道听途说；更重要的一点，她说梁启超是患肾结核而非肾癌住进协和医院的，肾结核一个重要的病理特征是肾脏会严重膨大，根据协和医院的病例资料，梁启超的肾脏被剖出时“与他人无异”，也足以说明不可信。
这两个人的叙述都提及是由梁思成告知的，但据梁思成《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当时他侍疾在旁，对父亲逝世前的细节了如指掌 ，并未对三年前的手术存疑。而且，在后来梁思成的书、报刊文章、信件中也都没有找到细枝末节提到其父被割错肾这件事。
那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呢？
梁拍摄的X光片中，右肾有阴影，而在剖开切除的右肾中也确实发现有“樱桃大小”的黑点，可以佐证，切除的就是右肾；除此，我们也可以去问问临床手术医师，肾脏分左右，自身的构造，稍有解剖学知识就能分辨左右肾，何须事先在肚皮上作标记呢？
关于梁启超割肾的这桩公案，还有一个争议便是，到底该不该割肾，有没有割肾的必要，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查阅更专业的资料，笔者水平有限，按下不表。
正当梁启超的家人以及社会准备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时，梁启超曾在6月2日的《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协和医院进行辩护：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当时西医刚传入中国不久，很多人持观望态度。梁启超将西医视为是科学的代表，他认为维护西医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当时那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梁启超担心如果对协和医院大加鞭挞，会影响老百姓对西医的看法，进而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现在有不少证据表明，梁启超1926年割肾，1929年逝世，与“割肾”手术无关，抵抗力下降，身体虚荣，长期的病痛折磨继发支气管念珠菌感染也许才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