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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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杭州某企业家向国图捐赠了四种古籍，有罕见的唐代雕版印刷梵文《大隋求陀罗尼经咒》、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天启元年（1608-1621）丽江木增土司刻藏文本《甘珠尔》、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刻朱印藏文本《甘珠尔》梵夹装一函（夹）、清光绪年间铜版刊藏文本《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每种都价值不菲，丰富了国家图书馆馆藏，是嘉惠学林、助力文化传播的义举。

收藏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这其中囊括了收藏的风云沧桑。我国的收藏热一般被归为五次：北宋，晚明，康熙盛世，晚清至民国初年，当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谓绵延不绝、流韵常在。现如今，收藏浪潮汹涌，种类日益丰富，参与者越来越多。除了专业的收藏家，许多收藏爱好者也逐渐加入。

这么多人热衷于收藏，究竟是盲目的，还是理性的？收藏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投资盈利，还是纯粹的个人喜好？

首先，投资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在2017年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震古烁今—从北宋到当代的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中，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以8.1亿元落槌，加上佣金以9.315亿元人民币成交。这高昂的价格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也激发了不少新的收藏者加入到收藏队伍中。在2020年7月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举行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含佣金为812.8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6500万元），被国内私人藏家拍得的两册《永乐大典》成为年度最贵古籍；2012年，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书在北京匡时拍卖，成交价达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之时，又有多少人开始悄悄试水收藏。

不可否认，为数不少的人确实在收藏活动中获得了利益，集聚了财富。但是，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收藏。真正的收藏者，其动机绝不流于投资或投机目的的利益驱使，或者是享受坐拥宝物，手中把玩的暗自窃喜。高端的收藏行为应当是在灵魂深处珍爱收藏品，并将之付诸到呵护实践中。收藏着期盼这种美和文化因子，因为自己的保护而传承、延续下去。

王国维将古之成大事者、做学问者分为三种境界。收藏也流行着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的趋利；第二境界是趋名，以此达到精神上的满足；第三境界是达到灵魂上的宁静和超脱。我深表赞同，但是还想补充几句。人毕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社会责任感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三境界中加上延续美，守护爱，传承文化因子，从而突破小我，进入大我之境，也是题中之义。

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兰亭序》，派人到处搜求，日思夜寐地想得到这件珍品。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对这件帖子也是宝爱不已。但是，至今，这件真迹仍然去向不明。说随葬在昭陵者有之，深埋在乾陵里的也有之。我能理解这种深到骨髓里的喜欢，但是如果仅凭一己之好，就将艺术品陪葬并永久占有的私心，实在是不敢苟同。

宋徽宗是书画天才，他不仅以“瘦金体”标新立异，在花鸟鱼虫的丹青间撒播灵性与心香，还倾情于收藏，法书、名画、青铜器等无所不爱，收罗于宣和殿中，年年岁岁经眼寓目，并下诏编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爬梳详捋。其中，《宣和画谱》就有20卷，收录了魏晋以来231位名人的画作6396件，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内府藏品目录。也许这些书画帮他构造了一方精神自由栖息之地，以实现灵魂的片刻静寂。

乾隆的收藏达到天下之最，宫中珍奇罗列，《石渠宝笈》等著录中可见件件不同凡响。他曾六下江南，每次必于行前列出清单，携书画于行囊之中，便于对照江南人情、风物，行吟细品。201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题为“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的展览，41组件乾隆的江南随行书画集中陈列，这位皇帝以古为友、寄情翰墨的情愫跃然纸绢。在这些名迹中，有一幅明代崔子忠所绘《画苏轼留带图》。御驾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乾隆看到苏轼当年留下的玉带，睹物思画，便火速命人从京城、跨千里之途送往金山寺，迫不及待这厢展画，那边览胜，大发怀古之幽情。

此后，这幅画成为他下江南的必备品，纵81.4cm、横50cm的局促空间里，钤印累累之外，还挨挨挤挤、题写了5首御诗。“玉鞶犹是子瞻遗，当日禅机竟若为”“印公四大偈，东坡不能答”“道母图中物，头陀寺里迎”“七百余年玉带遗，笑他佳话竟何为”“印老徒称其语胜，苏公应悔此名垂”等诗篇里，字字浸润着乾隆的款款深情。

但是，还有一些收藏家，他们对呕心沥血积聚起来的藏品，不仅情深，而且意长谋远，抛弃了一己之私与表面的浮华，将之融入到对家国的真淳大爱中。收藏大家张伯驹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将一生所藏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公藏单位。收藏家钱镜堂，毕生藏品逾5万件，多次捐献书画、金石拓片、古籍等，供大众饱览。

郑振铎生前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在抗日炮火中联合张元济等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嘉业堂、铁琴铜剑楼等私藏珍本，避免民族瑰宝惨遭破坏或遗失。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全部藏书捐给国家，这些书价值极高，曾得鲁迅“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之评价。国家图书馆的西谛藏书即是他的贡献，17224种，94441册典籍，共同构成郑振铎学术世界的洋洋大观，惠及了无数读者。

这样的收藏家还有很多，梁启超、周叔弢、傅增湘等一大批有志之士都为我国的文物、文献保护工作贡献颇巨。仅以梁启超为例，他一生收藏了许多金石拓片和海量图书，去世前留下遗嘱“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以求”。后来，这些拓片和典籍全部捐献给他生前短暂担任馆长、苦心经营过的国家图书馆，其中拓片达1284件，藏书有4万多册。和这些藏品一并捐赠的还包括他的作品手稿以及生前陪伴他笔耕不辍的书桌。

如今，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名家手稿”展上，这书桌静静地伫立一隅，和梁启超手稿一起供大众参观，激励着后学。而在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商店里，一件根据馆藏梁启超旧藏《君车出行图》拓片，原样复制的画像吸引了无数目光。这幅画像的原石于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山东潍坊，为汉代画像石，对研究汉代文化意义重大，后流入法国，今藏于巴黎博物馆。梁启超当年于国外辗转得到了这件拓片，漂洋过海带其还乡，捐之于国家图书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些收藏家们的举动，于不知不觉间早已超越了一己之乐，上升到为国家、民族留守文脉的公心。这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突破自我的藩篱，为国、为民守住过去的辉煌、今日的宝库，给未来留下希望！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