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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作家方方:让后人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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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4 23:4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家方方:让后人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38)
3月2日。
天又下雨,阴沉得厉害。而且,有点像春节前后的寒冷。同事冒着雨,给我送来馒头花卷等食物。我已在文联大院里居住了三十年。多年来,经常得到邻居和同事的照顾,这是让我觉得倍感幸运的事。今天晚上,就是吃花卷和小米粥。一个人做菜,实在没劲。
每天晚睡晚起,医生朋友的信息,我经常到中午才能看见。与昨日的沮丧不同,今天医生朋友似乎很兴奋。因他了解到,昨天新增确诊病例造成反弹的原因,是来自监狱新增加的233人。事实上,我们也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对监狱一众官员的免职处理。快得令人惊愕。而今天的新增确诊首次降到了两百以下,新增疑似也不足百人。医生朋友认为:有望两三天内进入低位运行期(即人数到100以下)。武汉人曙光在望了。这这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城的时间可能提前?900万武汉人,现在最盼望的是这个。晚间,询问朋友,说有可能再等半个月吧。这信息比预计得好,不至于熬到四月。
沉闷,依然是我这几天对武汉人的印象。今天在网上看资料,好几个人,谈及武汉,都用了“悲情城市”四个字。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只要再读一遍常凯的绝命书,即可知何为惨烈。近日,一篇文章中谈到广东医护人员初到汉口医院的情景。其中一段描述:“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就没了。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1500人到1600人。”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情况。武汉有多少医院,有多少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各省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有空的时候,不妨记录一下他们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相信那一定是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事。记录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由此,也让我想到,那些全力进行疫情复盘的记者,还在深度调查和追踪吗?对武汉人来讲,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现在已是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然,时间流逝,伤痛也在随着时间而去。我担心,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想起一件事,不是有人说,疫情后要建纪念碑吗?请在纪念碑上留出一块地方,刻上常凯的绝命书。后人们读到它,才能体会到2020年的武汉,灾难是什么样子。在今天读到的《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亮,还有张继先?’” 亲爱的有力量有胆识有良知的记者们,请继续!留守的900万和漂泊在外的500万武汉人在倾听你们的声音。
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极限,这是我一直关注的。尽管网上有很多心理专线,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那篇叫《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文章,真是好题目。它讲述诸多武汉人通过网络倾诉自己的痛苦的故事。倾诉和发泄是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有如我天天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但是,一根名为“正能量”大棒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果,你哭了你倾诉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你就是在破坏抗疫,你就是负能量。消灭负能量,是正能量义不容辞的事。唉,人世间的事,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和判断,那才真的是白白来到了人世间。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近几日,不少记者对我进行访谈。其中有一个问题问得有意思,说在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回过头来,觉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得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方,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糟糕的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换一种说法,即管理水平低级),没有看到文件,他们便寸步不行。政府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及时为他们补漏填缝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今天还学到另一个词,叫“次生灾害”。封城固是迫不得已,但是长期封城,不作全盘统筹,毕竟不是个事。此后的副作用将会超出想象。如果官员们不正视民生问题,不实事求是地看到其他健康人将面临的生存窘境,并且不灵活地寻找和思考相应对策,恐怕后续问题也成“病毒”。这些天,很多人在议论这样的事。
昨夜,同学转给我一份在诸多微信群流传的呼吁书,里面便提到农民工的问题。我原文照转。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要以劳动而养家国。应该在战瘟疫的同时,各级部门应该成立《农民工返岗工作组》。现在只要是湖北人,走不出去,外面单位不收,要么就是婉言谢绝,过几天再说。其实应该分区域30天后(刚好两个十四天)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制,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是志愿者服务对接,免除到岗后又要隔离十四天的代价。若政府不重视,湖北农民工会被其它地区取代,甚至有可能大部分失业。这是多么大一个后遗症,确实要引起重视。比如偏远山区,山大人稀的地方,目前一例都没有的地区应该政府牵头对接用工单位。今年只要提起湖北人都害怕,真是一场务工和职业危机。湖北政府不及时出台农民工返岗措施,偏远山区,没有疫情发生的地段要面临失业潮,过个年一分不剩,过完年一分未挣,一家老小坐吃山空,怎么办???应该加大没有疫情地区的宣传,鼓励接收地大胆放心接受,政府对接,企业出力,包车点对点接送隔离,筛查,再上岗。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再说也不是所有湖北人都病了。政府应该重视疫情的同时注重民生。农民工家里,多数是今天不工作,明天就饿肚子!!!希望湖北省各级政府能重视并提上日程,民生关系你我他,希望大家都转发一下。”
上面是呼吁的全文,我帮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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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7 21:45:15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0.8]他是关河五十州《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一卷后记的作者。他亲历过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亲历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15日在镇江的受降日军仪式。《南通周刊》与《江海平谈》联合采编抗战老兵汪吉佑浴血经历。
[size=0.8]用什么样的词语才能表达对那些浴血抗日的中国军人的敬仰?也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
[size=0.8]汪吉佑


[size=0.8]1922年生,黄埔军校17期炮科,参加过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战役。1945年9月9日,作为74军57师的炮兵连长,亲历了在南京的受降日军仪式。9月15日,带领他的部队,参加了在镇江举行的受降日军仪式。
[size=0.8]“他们在杀人的时候,丝毫也没能想到这一滩乌红的血迹是怎样漾成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几代人的心头。”这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的非虚构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开篇第一段话。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省彭泽县。
[size=0.8]7月的一天,家住崇川区亚太苑的汪定益先生,带着刊有《祖父在父亲心中》的1990年第4期《上海文学》杂志来到了本报社。“方方是我的堂妹,小说中的祖父是我们共同的祖父,小说中的五叔即是我的父亲汪吉佑。”除了这本《上海文学》,汪定益还带来了一叠汪吉佑的回忆文字。“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抗战中亲历了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退休后他断断续续写抗战回忆录,直到2014年93岁时去世。”
[size=0.8]国仇家恨
[size=0.8]五叔咬着牙用恨恨的声音说:“日本人!”——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
[size=0.8]汪吉佑的父亲汪国镇,江西彭泽县黄岭乡老屋湾汪村人,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毕业后,放弃河南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聘请,选择回到家乡,在小学里任教数月,尔后又去中学任教。
[size=0.8]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5月,日本人打到江西彭泽,十架日机自晨至暮轮番轰炸,村庄的澹静覆盖在了无数尖锐恐怖的呼啸之下。这一年汪吉佑17岁,正在父亲执教的中学读书。
[size=0.8]1938年7月1日凌晨,汪国镇急促地唤醒了汪吉佑:“你快起来到衡阳找你大哥(即方方的父亲)去!”并说了“报效国家,造福民众”之类的话,宛如诀别。17岁的汪吉佑肃然恭听,心里阵阵惶遽。因战争而中断学业的他,明白日军逼近,家园将毁,临行前情不自禁吟了一首五言诗:“炮声传百里,故乡已入危。孤身别父母,此去何日归!”
[size=0.8]那天汪国镇送走了儿子后留守家园英勇抗敌的事迹,在方方的小说及汪定益带来的《彭泽县志》中均有描述:7月1日,日寇进驻彭泽县城。当晚,日军高桥联队进村,未及逃避的老弱妇孺20余口,悉数被杀。汪国镇与族人汪志和二人同时被押送高桥联队部。高桥联队长知其为学界巨子,意图诱降,收为傀儡。款以香烟、咖啡、果点之类。翻译传言,汪国镇正气凛然,予以严斥:“我中华民族为世界最优秀之民族,日本军阀,轻举妄动,必自取灭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索纸,大写一“死”字。触寇怒,鞭笞达一小时之久,致肌肤脱落,左股折断。这时,中国军队16师大举反攻,枪声四起,敌联队乱成一团。汪国镇强自立起,怒指敌酋曰:“听,这是中国的枪声!须臾汝等将作大陆之鬼” !敌酋拔佩刀猛刺汪面部,左眼尽裂,血流如注。敌兵蜂拥向前,均以刺刀刺之,胸腹全穿,头颅尽碎,死状惨不忍睹。
[size=0.8]汪吉佑是在20天后,收到家人来信得知父亲死得如此凄惨壮烈,他与大哥抱头痛哭数日。此时,汪吉佑哪还有心情继续学业?他一心要投笔从戎,即刻考进了空军无线电训练班。1939年12月,黄埔军校17期招生,汪吉佑又报了名。
[size=0.8]面试时,考官问:“你为什么要投考军校?”
[size=0.8]汪吉佑答:“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杀害了我的父亲,因此我立志上战场与日寇做殊死的拼杀。”
[size=0.8]“军校的训练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你能坚持下去吗?”
[size=0.8]“我不怕吃苦,为了国仇家恨,我一定要进军校!”
[size=0.8]教官用嘉许的眼光看着汪吉佑,汪吉佑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进黄埔军校17期一总队炮兵科学习。
[size=0.8]因为战时前方急需下级军官,军校将四年学制缩短为两年,但仍要学完四年的课程。尽管学习十分紧张,生活也很艰苦,汪吉佑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size=0.8]1942年4月,汪吉佑一毕业便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他被分派到驻在湖南衡阳的74军。再次踏进衡阳城,汪吉佑已由一个流亡学生成长为一名青年军官,马上要到前线参加抗战了。


[size=0.8]黄浦军校


[size=0.8]王晓俭采访汪吉佑子女(2018年7月13日)


[size=0.8]美国制作的宣传画:“中国是第一个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联合起来支援中国”。
[size=0.8]血战三湘
[size=0.8]五叔是军人,是奔驰沙场置死不顾,见惯流血且制造流血并能直面鲜血谈笑自若的武士。——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
[size=0.8]汪吉佑时任第74军军部炮兵团观通排中尉排长。观通排,主要负责阵地测量,敌情观测,战场通信联络,射击指挥,是连长指挥炮兵作战的重要助手。
[size=0.8]1943年4月下旬,日军进犯鄂西,74军奉令会战。汪吉佑所属一营12门山炮进入阵地,每天变换一个阵地向日军猛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中国炮兵的位置。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日寇伤亡惨重,只得退回宜昌。这是汪吉佑第一次参加战斗,他激动无比,在内心默默呼喊:“爸爸!我为您报仇了!”
[size=0.8]日军在鄂西失利后,为了争取主动,又于1943年11月集中7个师团约10万兵力沿长江一线排开,其中3万精锐在飞机、大炮、坦克、毒气、烟幕弹的掩护下向常德城发起进攻。中国军队57师及炮兵团8500多名官兵在师长余程万的指挥下顽强抵抗,汪吉佑所在的炮兵团与57师步兵部队组成严密的火网,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16昼夜,直到弹尽粮绝。“1943年11月30日,我和二连观通排长邹秉守在掩蔽部里,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饿了就喝冷水吃点炒米。”汪吉佑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size=0.8]日军为了攻破城门,集中了40多门大炮,对准城门、城墙连续轰了15个小时,最后城门被炸成碎末,日军攻进了常德城内,并空投下劝降书,但被困在城内的官兵撕成粉碎,与敌军展开了更为残酷的巷战。“我们炮兵在巷战中不起作用,就拆卸下炮筒、炮架全部埋入地下,将阵亡将士的步枪取过来继续战斗。”汪吉佑在回忆录中写道。
[size=0.8]12月3日凌晨,57师8500多名官兵只剩下不到200人,余程万师长在柴意新团长的掩护下,成功突围,最后仅幸存83人,当中就有汪吉佑。“团长柴意新、营长何曾佩、副营长余云程、连长兰玉林、排长田少猷……”汪吉佑一一记录下牺牲将士的姓名,但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又怎能记得下来?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极为壮烈的一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size=0.8]常德会战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为中国军队形成对敌的反包围赢得了主动,12月4日,各路援军赶到,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攻, 12月9日,日军终于全面败退,常德收复,成为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
[size=0.8]常德会战之时,正是开罗会议举行中。最终《开罗宣言》宣布“中、英、美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此后,汪吉佑又参加了1944年8月的衡阳保卫战,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日军节节败退,中国迎来胜利的曙光。
[size=0.8]汪吉佑亲自见证了抗战胜利的难忘一刻:“1945年9月3日,我所在的74军57师和新六军一起,在芷江机场乘坐飞机抵达南京,参加9月9日的受降仪式。9月15日,我们部队又开到镇江,再次参加在镇江的受降仪式。当时,中国军民兴高采烈,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size=0.8]我们要以必胜的信念战斗到底


[size=0.8]中国军人为国血战


[size=0.8]中国军人冲锋陷阵奋勇杀寇
[size=0.8]青山有幸
[size=0.8]铁血铸就军魂
[size=0.8]山有幸
[size=0.8]五叔一直为自己是祖父的儿子而感到自豪。——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
[size=0.8]抗战胜利后,汪吉佑不愿意参加内战,也没有随部队去台湾,而是转行干他喜欢的建筑工作去了。1950年,汪吉佑携妻来到南通建筑工程局工作,从技术员一直干到1989年高级工程师退休。期间,汪吉佑曾被划为右派,于1958年入狱,直到1975年特赦并恢复原工资待遇,可谓历经坎坷,但他无怨无悔。
[size=0.8]汪吉佑一直铭记父亲不做亡国奴的壮举。1988年其父汪国镇诞辰100年、逝世50年的时候,汪吉佑八方奔走,出版父亲的的论著,举办家祭,汪国镇的学生纷纷写诗作文纪念。
[size=0.8]人民不会忘记这些奋勇杀敌的英雄。建国以来,政府就出台过一系列针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尤其是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部分国民党老兵被安排受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向抗战老兵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同时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金5000元。只是,汪吉佑已在2014年离开人世。所幸的是,常州作家关河五十州在汪吉佑生前采访了他,并将他的抗战经历写进一套五册的纪实文学《一寸河山一寸血》中。
[size=0.8]“青山有幸埋忠骨”,汪吉佑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欣慰吧!


[size=0.8]汪吉佑阅读关河五十州《一寸河山一寸血》


[size=0.8]汪吉佑在《一寸河山一寸血》扉页上的题字


[size=0.8]汪吉佑为《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一卷写的后记


[size=0.8]汪吉佑为《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一卷写的后记
[size=0.8]作者:王晓俭
[size=0.8]来源:江海平谈 编辑:王婷 实习编辑:李凡
[size=0.8]如遇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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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9 19:0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此间有口方方的锅——方方日记论争述评

江城有条弯弯的河,
河边有口方方的锅;
坊间有块圆圆的磨[①],
磨旁有口方方的锅。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一部日记引发的撕裂是现实社会的进行时。

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记海外版的发行更将一场全民参与的口水战,推向更高潮。一部方方日记就像一口大锅,神马都可以往里面扔,从山珍海味到臭鱼烂虾,这熬出来的是一锅什么样的大杂烩呢?


闲着也是闲着,容笔者也凑个热闹,点评一下各路人马的武器弹药和目标诉求吧。

不完全梳理了一下各路人马,撇开谩骂威胁报假案以及喊打喊杀的下三滥不论(此特鼠窃狗偷之辈,何足置齿牙间哉?),大致有这样几类:

法律底线派。比如,吕良彪的《方方日记现象所涉及的十个基本法律问题》;

历史镜鉴派。比如,顾剑的《方方日记与日瓦戈医生》;

同道维权派。比如,叶大鹰、张抗抗等一众文化人的声援;

乡亲力挺派。比如,劳资武汉的《就方方日记,一个武汉人吐槽几句》;

空中楼阁派。比如,余亮的《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

政治挂帅派。比如,乌有之乡的郭松民、张宏良、自称北大哲学博士的王诚等。

反腐名义派。比如,司马3忌《汪主席的别墅,权贵们的土改》;

发掘祖坟派。比如,明德先生3的《方方家族往事……》;

国家利益派。比如,以胡锡进为代表的反方阵营,这是主流,也是本文的重点。

上面分类的逻辑或标准并不很严格,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或者强调某个侧面的特征。

在色谱上,前两派算是中间阵营,随后的两派是挺方阵营,后五派是损方或反方阵营。


1、法律底线派

毫无疑问,作为法律人,笔者支持法律底线派,或者说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个理性的社会,对任何社会性议题或现象的论争,都应当坚守法律的底线。

吕良彪在《方方日记现象所涉及的十个基本法律问题》中,从法律上解读责权利边界、厘清日记现象的若干法律问题,有助于疏导舆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现在对方方的围攻,很多已经脱离了法律的约束,比如,人肉家庭地址、报假案、甚至直接以杀人威胁,这些不仅仅是玷污了舆论空间,更直接挑战法律和社会秩序。全社会应当谴责这样的行为,网络管理和治安管理部门更应该果断出手查处,否则容易造成公众的错觉,以为公权力在纵容这样的网络暴力行为。这口锅,有司不应该背吧?

吕良彪在《方方式撕裂与社会共识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倡导通过知悉真相、尊重常识和允许表达来达成社会共识,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呼吁。笔者认为,底线比共识更重要,或者说,底线是共识的大前提。一个社会,永远有左右之争,自由与保守之争,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拜登与川普在一些理念上甚至是云泥之别。但他们的争论都是在法律框架内,并最终诉诸民主程序解决。他们的底线是很明确的。

在初稿成文的时候,又看到易中天《底线是起码的共识》一文,提出了他关于底线问题的结论:为了共存要共识。共识必定是底线。守住底线靠规则。易教授的结论最终落实到“规则”,而最明确的、成文的、公开的规则,莫过于法律。因此,法律作为底线,也应当成为“共识”。

话又说回来,虽然是法律人,笔者其实也明白,这场口水战中,法律人的作为有限。

首先,涉及政治性的论争,很难导入法律的轨道,这是现实。

其次,屎不挑不臭。当然可以起诉那些诽谤、谩骂、污蔑和人身威胁的下三滥,但这也许正中对方下怀。对方不仅可以借此声名大噪,又可抱团取暖,还可以通过文章打赏或募捐打官司来收割一轮韭菜,一举多得,何乐不为?打不打官司,什么时候打官司,这是一个问题。方方需要在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与权利保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法律底线派可能还需要明白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场论战,也有它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吸引了太多的眼球、投射了太多的情绪,进而,难道不是转移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成为公众情绪的出口吗?围魏救赵,更待何时?!

2、历史镜鉴派

《方方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是62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著《日瓦戈医生》英文版的出版方,因此有人就将两部作品海外出版的争议进行了比较。顾剑的《方方日记与日瓦戈医生》,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它通过借古喻今,忠告不要做傻事围攻方方,否则得不偿失。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是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负能量满满,自然不可能在苏联出版。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往国外发表。

《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让苏联高层震怒。特别是1958年10月23日帕氏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更是使他们暴跳如雷。苏联国内迅速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抹黑苏联勾结西方的叛徒被开除出作协,并剥夺苏联作家头衔。

此书在苏联遭禁,大多数批判者并没有读过,但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得义愤填膺。比起抒发爱国激情,他们更在意的是通过恶毒谩骂一位钦定的国家公敌交上一份满意的政治忠诚答卷。

但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国内对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狂热批判,反而成了西方知识界加入反苏宣传最有力的推手。他们对同行受到的凌辱和虐待感到愤怒。尤其是这一批判狂潮是官方开足马力的宣传机器主导的,更让他们认清了苏联控制言论的本质。

从罗素、艾略特、赫胥黎、毛姆到芒福德、赛珍珠、海明威纷纷挺身而出对苏联政府发出抗议,那些曾对苏联表示同情的作家和记者们也纷纷转向,加入到抗议的洪流中。

苏联本来想借批判帕斯捷尔纳克杀鸡儆猴,最后却因自己操控的批判运动让自己在世界上可能同情苏联的国家和人士中声名狼藉。

进而,该文的作者说,家丑不可外扬。真正的家丑不是《方方日记》所披露的阴暗面,那点破事老外早就一清二楚了。真正的家丑是对方方的围攻和构陷。

诚哉斯言。一部纪实的方方日记当然不好与宏大叙事的《日瓦戈医生》相提并论;但殷鉴不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3、同道维权派

同道维权派首先是力挺方方身为作家的写作并发表作品的权利,其次是肯定日记的积极意义。

这个阵营以知识界的人士为主。物伤其类,秋鸣也悲,这个阵营的人更多是警惕极左思潮的回流。

有人援引村上春树的话,表达对这种价值的坚持:以卵击石,鸡蛋和高墙,我永远只站在鸡蛋的这一边,无论鸡蛋多么错误,或高墙多么正确,那都交给时间和历史去评判。

叶大鹰是文化名人又是叶挺将军后人,其根正苗红不容置喙。他挺方方的微博,言简意赅,直陈要害。

“日记记录了一个武汉人的忧患、焦虑、猜测、担心、不解、愤怒和期盼。”,“她爱武汉百姓,爱这座城市,才会有这些感受。”

进而,他质疑道:

你们有多少人是对武汉的百姓有半点牵挂的?你们又有多少人对武汉这座城市有点情感的?

你们就是个看客,有的就是你们心中所谓的那些“政治原则”。一旦与老百姓的个人情感挂钩,你们就像发现新的生存意义,变得像饿虎扑食一般扑上来开咬。你们身上有点人性吗?

广东网络作家野渡表示,方方毕竟是中国的体制内人士。尽管她在日记里表达了一些立场,也不过是反映了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问题。连这种“改良派声音”都会被残酷打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匮乏。

网红教授戴建业反问:“面对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

作家阎连科则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在转发方方日记时,写出如下文字表达自己支持的立场:

如果你习惯了在黑夜中摸索,别人的一点亮光,都会让你觉得刺眼;
如果你习惯了在污垢中爬行,别人穿上靴子,你都会觉得对你冒犯;
当你沉溺于虚伪的大量赞美诗中时,别人几句大实话,都会让你怒不可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丁帆则以《方方,一个没有私敌的人》,盛赞方方是启蒙者。

周泽雄直言:“我认为方方有一种拒绝权衡利弊、正道直行的孤胆气质,我想用我喜欢的利物浦的队歌说:你永远不会独行。”

同道之中,不能不提小崔的现身说法。对网络暴力的泛滥,崔永元当然最有发言权。网络的各种人肉攻讦让他深受其害也深恶痛绝。他的《给方方上一课》,与其说是给方方支招和预警,毋宁说是对网络暴力的控诉。

崔永元怎么说也是掌握一定话语权和海量粉丝的名人,自己也是战斗力爆表,在地位和武器上,他并不逊于围攻者。小崔尚且如此,属于文学小众的方方,能抵挡得住网络的多路围攻吗?

广义上,众多支持方方的沉默或不沉默的人群,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同道未必同业,即使你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是体制内的公务员,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同道。

笔者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文艺界的同道中人声援方方的远远不够,更多地似乎是明哲保身,没有展示一个最需要宽松环境的创作群体,对自身创作权与发表权的大声主张和坚定维护。

为方方维权,其实也是为他们自己维权。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群体未来的空间只会越来越逼仄。方方日记只能远赴海外出版,在它的祖国横遭厄运,就是对当下创作和发表空间愈加窒息的注释。

4、乡亲力挺派

网上流传的笔名“劳资武汉”《 就方方日记,一个武汉人吐槽几句》是汉骂文字版的杰出代表。以亲身经历,讲事实摆道理,嬉笑怒骂中完整表达了自己。不是“格老子”武汉人写不出这样的生动,不是惟楚有材的九头鸟也写不出这样的气势。摘录一二:

【但方方日记确是武汉人遭受苦难的一个纪念碑。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仍不失为一部记录现实的作品。它的可信度远比主流媒体上一度占据全屏的“有限人传人”、“低致病性”、“新增病例为零”高出几万丈,因为道听途说的起码比瞪眼胡说的要可信。道听途说的李W亮和训诫他的那帮人,你信哪个?

只是我纳闷,就这么几篇普普通通、让我几乎无感日记,怎么会引起这么大风波、惹来这么多叫骂?我看有些骂方方的人,那种仇恨,简直就像刨了他家祖坟、睡了他的老婆、割了他的老二、黑了他的支付宝一样。同为读者,我想不通啊想不通,就这么一篇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几大个事,活结,你至于这样么?你敢肯定你脑壳真没被驴踢过?还是跪舔姿势不对头,被哪个菊花里滋出来的黄汤灌进脑壳里了?

那么,方方能代表武汉人吗?肯定代表不了,我印象里她好像没说过她代表“一千万武汉人民”如何如何;倒是那些疯狗般咬她的人,动不动“代表十四亿中国人民”。活结,你咨询过劳资武汉人冇?你的十四亿人的授权书在哪里?你冇得授权书凭么事代表老子们?你麻痹你个拆白的!当然我也不代表武汉人,我们都只代表自己,一个个的武汉人——在外地的、在围城的、在方舱的、在ICU的。她把她作为一名武汉人听到的、看到的记录下来,何错之有?至少她比那些顶着“作家”头衔却沉默不语的看客要勇敢的多,比那些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文人要高尚的多,比那些写下“感谢你,冠状君,你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众志成城”的正能量神经病要正常的多。还感谢?你麻痹这么多人家破人亡你还要感谢?你有病吧?祝你全家冠状君!】

【还有更荒唐的。居然有人骂方方这是在“消费死者”、“吃人血馒头”。我,还有我145位受助的武汉患者,听到这个说法简直要惊呆了。我们经历了苦难,忍受亲人离去的悲痛,连自己都不晓得能不能熬下来,没时间也没能力去记录这些。甚至连微博里许多绝望的求助信息,也转眼被删掉了。方方替我们记录了,哪怕记录的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这怎么就叫“消费死者”咧?真尼玛稀奇。难道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非要被假装忘记,我们失去的父老乡亲非要死的无声无息,而只允许敲锣打鼓欢呼伟大胜利,才算“尊重死者”?你MB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至于说到方方“吃人血馒头”,这太搞笑了吧——方方连公众号都不会弄,托人发个贴还经常被和谐,偶尔出来的下面根本就没有打赏选项,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她一毛钱落不着,口水收获一箩筐。倒是指责她“吃人血馒头”的那些人,经常10万+,一堆打赏,一篇垃圾文收割几万傻瓜和韭菜。这尼玛不是贼喊捉贼么?你个BZ养的还要不要点逼脸哪?】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又看到另一位汉嫂力挺方方痛斥围攻者的音频,纯正汉骂,字正腔圆,淋漓尽致。

乡亲力挺派表达的是武汉人的心声,跟对着副总理高喊“假的,都是假的”以及“劳资到处说”的汉嫂一样,心中有郁闷,需要倾诉,需要记录。

武汉人无论是智商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他们读得懂日记,并在日记中找到了共鸣和知音。以武汉人的火爆脾气,围攻方方就是蔑视他们的感受,让他们跟你干一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动不动就代表武汉人湖北人来围攻方方的人,应该先问问自己能代表多少?


5、空中楼阁派

空中楼阁派并不是中间派,而是反方阵营的一部分。余亮在《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表现出了写作技巧,将自己的政治正确装饰得很花哨,也更具有迷惑性。

他站在反启蒙、反小民尊严的角度,通过嘲讽方方不懂常凯申运输大队长式的幽默,将方方及其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设定为旧的代表,将其与他臆想的“认识到,主导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西国际秩序之争,是命运共同体与霸权等级格局的竞争”的年轻一代对立起来,进而下结论:“方方及其中老年粉丝与对手的冲突,主要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是两代人对于重大政治主题的感知的冲突,是情感和趣味的冲突。”

该观点看似很新颖很讨巧,实则是空中楼阁式的无病呻吟。

第一,他的论据无法支持论点。他援引的一份网络调查显示,读过方方日记的86%是50、60、70后,而80、90后只有8%。进而,他得出结论,方方的粉丝都是中老年人,缺少年轻人。这个结论还没有大毛病,但他进而得出结论,围绕方方日记的论争是中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就失之无据了。

因为,读过日记的8%的年轻人,姑且不论是不是都反对方方,至少,连读都没有读过的年轻人如何就成为了读过日记的中老年人的对手呢?莫非余亮将高墙内的服刑人和有组织的网评员都算作了80-90后的年轻人?

第二,他描绘的场景脱离真实。大家可以感知的是,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并不是新旧两代人之争,而主要是同年龄同背景群体、特别是同学和校友群体内的撕裂。

笔者拙文《傲慢与偏见的隔壁》写的就是同学之间的三观冲突,几天之内近200万的阅读量,可见get到了痛点。

又比如,原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最近发微博说:我退出了两个同年龄的群,因为一说到国家大事,分歧就很明显,谁也说服不了谁,眼不见为净。再比如,就在昨天北大沈阳校友群某位于律师(同行,丢人!)对方方恶语辱骂,被群情激愤的校友踢群(对隔壁的校友表示敬意!)。这种同龄人之间的冲突,与年轻人何干?

80-90后读方方日记的少,当然参与论争的也少。何故?一者兴趣,现在年轻人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多不愿参与政治性的讨论;二者压力,他们正处在压力山大时期,职场、婚姻、房子、孩子和父母都需要他们操心,长安居不大易,何况北上广深?!

对年轻人的分析更激进的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洪涛教授。他在《致方方女士的信》中分析道:“今天年轻人的问题,不是坚持‘极左’错误思想,而是身段柔顺,只求适应。不是道德理想主义,不是乌托邦精神,而是虚无主义和市侩哲学“。这样的群体,能成为论战反方的主力吗?

质言之,方方日记论争的分野,根本不在有没有家国情怀或者国际秩序观,恰恰双方都认为自己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而且,支持方方的人并不是百分百肯定日记本身,更多的是维护她的权利,反对文革式的大批判。因此,它还是典型的左右之争,与新旧无关。否则,反方大将张宏良、郭松民、王诚等该归入“新”呢,还是“旧”呢?

6、政治挂帅派

该派就是方方说的极左派,倒方的急先锋。代表人物有乌有之乡的郭松民(有《方方女士的图穷匕见》等多篇文章)、民族大学的张宏良(《应主要分析方方现象的阶级土壤》)、察网的齐建华以及北大哲学博士自居的王诚等。他们的切入点就是阶级分析,拉升政治高度,上纲上线(“反共的阶级敌人”“反华的汉奸”),辅以造谣生事,将方方打造成既腐败,又反党、反社会、反人民的公敌。冀借助公权力,置方方于死地而后快。王诚更直接“建议”国家机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方方的刑事责任。

对于极左派确实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向前,他们永远活在阶级斗争的梦呓里。诚如叶大鹰所言,他们有的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些“政治原则”,见猎心喜,一有机会就会跳将出来咬人的。方方只是一个符号,任何人在那个位置,他们都会扑上去的。


乌有之乡是一群什么人,大家都不陌生,有多少人赞同,大家心里有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理想。就觉得他们只说不练,还是一群懦夫。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人搞出个基布兹公社来呢?人家可是真的实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卓有成效。

查了一下资料,基布兹是种混合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而建立的社区型态,社区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集体拥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全都免费。目前基布兹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约占全国的40%,人口约占全国的5%,是以色列的重要特色。基布兹的人只默默坚守自己的理想,从不去攻击不认同他们理想的人。如果乌有之乡的人不是空洞说教四处咬人,而是言行一致,哪怕只是实践一个村庄,也肯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7、反腐名义派

反腐名义派就是以反腐败之名侧翼打击方方的一派,以司马3忌为代表,包括前面王诚、明德先生3等,猛攻所谓“三份工资、五套别墅”。重点目标是江夏藏龙岛水天居别墅,其他的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套路。

前期明德先生3抛出《方方小产权别墅转正获利千万:当年的干部已落马,瓜有点大!》,故作惊张。

后来,大概作了一下调查,发现不是小产权,于是调整了策略。司马3忌以吸引眼球的标题《汪主席的别墅,权贵们的土改》,认为该房产关键问题“不在于大产权还是小产权”,而是“产权来源和方式不合法”,因此,他们转而要求政府公开会议纪要云云。同时,标题“土改”一词,也是煞费苦心的,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方方写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之间产生某种联想。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2003年藏龙岛开放区地处当时的偏僻地带,政府即规划名人艺术工作室项目提升人气,邀请方方、唐小禾、刘丹丽等五位武汉的文化名人入驻。艺术家们的房子只是整个项目的极小一部分。艺术家们向开发商支付了全款,拿到了房子和权证,土地性质是住宅,土地来源是出让(而不是划拨)。法律上已经款物两讫,权属清晰。后面房子价值的升跌是经济发展与市场变化的结果,跟房子买卖行为没有关系。如果同时期是在北上广深厦等城市买房,现在的升值比这个不知高了多少呢!

事实上,司马3忌也承认方方他们房产的合法性无懈可击(“目前肯定是合法手续齐备”),所以,他们才想出申请政府公开,然后不满足要求就再起诉政府把事情闹大这一招。整个项目和引进五位名人系政府公开、集体行为,不是暗箱操作,不是个人行为。若有疑问你找政府就好了,纠缠方方是何逻辑呢?!

归根结底一句话,拿方方房产说事儿的所谓反腐败完全找错了方向,不过是搅浑水,激众怒,以便向方方这口大锅里倾泻更多的仇恨情绪而已。


8、发掘祖坟派

发掘祖坟派其实是政治挂帅派的分支,想要从出生和血统上论证方方为坏人。

以明德先生3的《方方家族往事:叔父在黄伯韬兵团,祖叔是蒋经国的第三梯队……》为代表,掘祖坟派没有少下功夫。

为了证明方方“家族恨,犹未雪,人家怎么不抱怨“,明德先生3将方方的家族从祖辈到侄儿,扒了个遍。进而指控方方“到了65岁,还不能从家族的仇恨中走出来,不能睁眼看黄色文明的崛起,不能意识到绝大多数底层人得益于1949年的那场伟大革命才能实现翻身解放“。帽子不可谓不大,诛心不可谓不毒!

不得不说,明德先生3糟蹋了美好的“明德”一词,自称“先生“,更是对先生的冒犯。你咋不扒扒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中有多少是出身于封建家族的呢?这样的血统论,散发的是哪个年代的腐朽?又是什么样的荒诞逻辑!如果退回50年,明德先生3一定会觉得遇罗克的人血馒头香甜可口吧?!

可能明德先生3要失望的是,他的文章让人看了完全得不出他的结论;相反,只会对汪氏家族充满敬意和钦佩。

汪家四代,称得上书香门第、薪火相传、人丁兴旺、功德圆满。祖父在民族危亡之际,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立德示范;叔祖潜心学问,成一代大儒,立言有成;五叔投笔从戎,参加湘西抗日会战,父亲科技报国,投身新中国的水利事业,立功不虚。至方方这一辈,自己已然大方之家不说,三个哥哥两个教授一个公司老总,后辈也顶尖名校出身,事业有成,海外落地生根。

这样的名门望族,她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有恨,也是你明德先生3的羡慕嫉妒恨吧?她是最有资格说岁月静好的,好吧?

顺便说一下,人,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天地有神明。方方家族,能有如此成就,难道不是他们祖上积有阴德,自己修身正己的结果吗?奉劝明德先生3,还是自己积点德吧,这对你和你的后人有好处的。

9、国家利益派
国家利益派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以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为代表的树旗者,以及众多的跟随者。他们的共同诉求是维护国家利益。

胡总编的居高临下是由其体制内媒体大佬的势能决定的。其惯用的套路是在一番两个黄鹂鸣翠柳式的高深莫测的论述(网络戏称叼盘术)下,打一拳再轻柔一下。

早期胡总编对方方日记的评价尚属中肯:“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方方日记体现的是一种小众的焦虑与公众的大焦虑的有机共振。对于方方日记不能过于放大,应该看到疫情之下的积极面,整体好转的加分项已经超过了起初的减分项。”后来,又说“《方方日记》散发不是什么好味道,不是正能量”。

前几天,听说日记要出海外版,胡总编有点急了,在《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中称:“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通过将日记的国际版上升到国际政治角力的高度,定位它不符合国家利益,人民将会为日记埋单,胡总编吹响了新一轮围攻的集结号。虽然他照例一拳打出去后又揉了一下,说“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么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其国家利益的立论站位高,鼓动性强,不仅引起更多的跟进者,也为对日记海外版的围攻树了旗帜,定了基调。

这一派人群跨度大,覆盖面广,理由浅显易懂。大体是,方方日记记录武汉封城的阴暗面,很多道听途说,吃人血馒头,日记到国外出版,更是家丑外扬,诋毁中国形象,为国外索赔提供证据,为打击中国递刀子,是美狗汉奸……言之凿凿,义正词严。

对于人群庞大的这一派,笔者并不想简单以NC、小粉红或者五毛七毛来反驳,因为这里面多数人是真心爱国的,甚至是忧国忧民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杜昌华兄认为,围绕方方展开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也是视角的差异。就此,笔者想展开探讨几点。

其一,日记基调问题。日记记录的是武汉疫情来袭,数百万人突然被困愁城背景下的众生相。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部阳光灿烂、山欢水笑的作品。同时,作者身处其中,感同身受也好,代入感强也好,至少笔下记录的是此时此景的真情实感,是用心写作的。这一点,远比身居京城的胡总或者逍遥域外的作家六六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场重大灾难的见证和民间记录,日记应属冷峻的纪实文学作品,简单地以正能量或者负能量来评判,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浅薄的。

首先,不能说它是负能量(其实,真的看过日记的人会发现其中里面有很多的正能量因素),只能说它记录了很多压抑和悲催的事情,这是客观存在,是大背景、大事实决定的;

其次,官方有300人的记者团在武汉采访报道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主流媒体也是连篇累牍的正能量,一个身体太不好的老作家,惶惶不安地在家里写写日记,管窥一二,不很正常吗?至于日记的庞大阅读量(甚至压过主流媒体),那是市场选择或者说公众选择的结果,说明它道出了武汉人的心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总不能说是fair play吧?

至于,指责消费死者和吃人血馒头的说法,前面“劳资武汉”的骂文已经讲得很透彻和敞亮了,不再赘述。倒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人都说人血馒头,却恐怕都用错了人血馒头的梗。人血馒头来源于鲁迅的《药》,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的是长期封建统治下,人民的压抑和愚昧,以及对为他们争权利者的麻木。就鲁迅先生的本意来讲,方方日记这件事,到底是谁在吃人血馒头恐怕还是个问题呢。

其二,道听途说问题。这是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哲学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构成人类知识的两大来源。排除道听途说,何来的间接经验?没有间接经验的积累和传承,人类恐怕还没有走出刀耕火种时代吧?五官都是感知世界的渠道,排除“听说”有可能吗?

诟病最多就是方方“听说”火葬厂手机丢一地的事,写进了日记。然后,好事者再配上一张日记中本没有的图片,渲染一下就说方方造谣。其实,这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有”更合乎逻辑。想想看,那种情况下,死者是直接从医院拉到火葬厂,没有消毒,家人不能见,手机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遗物,火葬厂的人手和条件都不允许对手机进行其他的处理,除了暂时放在地上,堆在一起,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指责方方道听途说的人,忘了一个事实,他们很多对方方的指责也是道听途说,甚至方方日记都没有好好看过。方方的信息来源是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朋友,并非真的道听途说,可信度远远高于一般的网络传言。再说了,那么多的网评员或者自干五,国门都没有出过,谈起国外的种种不是一样眉飞色舞,自信满满吗?如果不要他们道听途说,他们岂不是不能指点江山放眼世界了吗?

其三,国家形象问题。家丑不可外扬,维护国家形象,似乎是一个最正确也温和的理由。那么,什么是国家形象?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权威论述,作为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国家形象应该由政府形象、国民形象和产品形象三部分构成。其中,政府形象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可以向外交部的崔叔、华姐、耿哥、赵哥他们寻求答案。

国民形象是通过每个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展示出来的,个体差异性很大,群体稳定性很高。

比如,节俭、勤奋、好客、谦虚、数学好等等,大概中国人是给外国人的普遍印象。

比如,中国的女弃婴多、残疾弃婴多,给美国人(美国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弃婴)的印象就是中国人重男轻女和缺少爱心。

再比如,那位从美国隐瞒病情编造悲情辗转飞机回国想免费治疗的黎女士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不诚实。

你若侨居国外,你是什么样,你的邻居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什么样。

如果真的在乎国家形象,至少可以从我做起,出门在外,遵守规则,学会排队、讲究卫生、不大声喧哗、不显摆招摇,特别不要自己违规还要躺地打滚讹人警察。

产品形象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形象。商品时代,一个国家的产品就是国家的形象代言人。日本产品的精致、德国产品的优质,有口皆碑,就是他们的国家形象。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产品形象一直在提升,从低端到高端(华为),改善的也是国家形象。

但最近口罩和试剂等防疫用品接连在国外发现质量问题,肯定不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中国工人拿口罩擦鞋底的视频给中国产品造成的伤害,恐怕华为再推三个新产品都挽不回来。

全球化时代,精神产品在国家形象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韩剧、日本动漫、海明威的小说、好莱坞的电影、维也纳的音乐会等等。

具体到方方日记海外发行,它会给国家形象加分还是减分,也许还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它展示混乱、郁闷、痛苦和悲愤的同时,也展示了坚韧、爱心、奉献、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如果说莫言的《蛙》、《丰乳肥臀》这样沉重的小说没有给中国形象减分的话,方方日记,更没有减分的道理。至少,日记海外出版本身,就展示了中国自信、包容和开放的形象。这是减分还是加分呢?

其四,授人以柄问题。

此论在反方阵营中比较流行,就因为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团体或个人在起诉中国,要求索赔,似乎另一个庚子赔款迫在眉睫。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成了最有整合力的诉求。尽管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但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是多虑了。

于建嵘教授昨天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基本上是我想说的,摘录如下:

对近期有关“赔偿论”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如下几个观点:

1、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是,新冠病毒是自然界逐渐形成的,尚没有人工合成的确切证据;

2、既然是自然形成的,因此引发的疫情实为“自然灾害”,灾害具体发生在地球上那个国家,不是担责和被指控的理由;

3、现有信息表明,疫情发生后,中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并特别向美国有关人士通报,履行了相关的国际义务;

4、各国疫情的爆发,是在武汉封城和中国举国禁足一个多月以后。各国完全知道武汉疫情之惨烈,也应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本国的防疫工作。因此,中国武汉地方领导人在抗疫前期出现的问题,不应成为各国领导人抗疫失误的借口。

【结论】各种向中国索赔的言行,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除了于教授所言之外,关于索赔本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豁免权,即,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其明示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和执行。因此,国外的诉讼,更多的只是政治动作,最终也将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大概率是不会成为法律案件的。

话虽如此,技术层面还是可以探讨一下方方日记与诉讼的关系问题的。

问题1: 方方日记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吗?

所谓证据(evidence)是指依照诉讼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存在。日记是个人的记录,融合了个人的见闻和感受,是一个主观色彩比较浓的东西,属于纪实文学。文学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著作权纠纷,法律上根本就不是适格的证据。有哪个诉讼律师会low到去文学作品中寻找证据的?

问题2: 需要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吗?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网上海量的资讯,比如,图片、视频、官方文件、统计数据、卫星图像、科研论文等等,哪个不比日记更客观?更不要说人家还有FBI。就这一点,我的高中同学、一位生物学博士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科学家上传病毒序列,为米国递上“一把刀”,没人敢放屁。文学家出版一本日记,就成了汉奸。上传序列的不止一家。发表论文的更多。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不能作为证据。如果要说证据,学术论文的威力可大多了,是无可辩驳的。

问题3: 不出版海外日记人家就没有办法了?

退一万步讲,假定方方日记就是人家索赔的证据,你不出海外版,人家就干瞪眼了?这想法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前面讲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出不出海外版,日记都在那里,不多不少。需要作为证据,翻译一下就好。一毛钱的难度都没有。

简言之,所谓方方日记授人以柄为他国诉讼递刀子的说法,如果不是缺少常识就是别有用心的误导。而且,它实际隐含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逻辑前提,即:中国对疫情的扩散是有责任的,因此,必须捂住,紧紧捂住,不能让人家知道内情。亲们,你是这个意思吗?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这想法,俺可不同意。

九十多年前有个湖南韶山的年轻人在武汉写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经典的正解是这样说的:该词表达了诗人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沉郁抱负和热切期待,也写出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乐观。


借用一下这首词,如今,茫茫九派的江城,也有茫茫九派斗法,一场瘟疫下的一部日记,也是沉沉一线贯穿南北,搅动网络世界风吹浪打。

挺方阵营相对理性,有烟雨莽苍苍,黄鹤知何处的忧虑;反方阵营比较激愤,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情。

双方角力,就像那上下两片磨盘;写完日记的方方就是那磨盘里的黄豆,只能听任研磨了,最后变成的是豆浆、豆花、豆腐、千张、豆粿或者是臭豆腐,已经不是黄豆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吃豆者的各取所需罢了。此正是:

弯弯的河,方方的锅,
方方的锅兜不住弯弯的河;
圆圆的磨,方方的锅,
方方的锅合不上圆圆的磨。

2020年4月12-14日,王光明(日月鹰山)
[①]磨的灵感来源于乡党杜昌华兄前两天的朋友圈:“我可以用方方的笔法写封区日记,记录小区封闭后的各种故事。看到方方引发的分裂,她把自己变成了磨盘中的黄豆,又不大敢写。”谨此致谢,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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