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以其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明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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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以其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明著称于世，产品畅销国内外，潭州因此而成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点

作者｜陈先枢 黄启昌

潭州——陶瓷之路的起点

陶瓷业是湖南传统的手工业，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到隋唐五代，已成为当时最为发达的行业。唐代是我国陶瓷史上兴旺的时期，湖南长沙窑以其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明著称于世，代表着当时全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潭州因此而成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点。

隋代湖南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长沙、湘阴等地。最早发现的青瓷遗址是湘阴窑（又称岳州窑），该窑产品胎灰白，火候高达1300℃，施以豆青色釉，莹洁透明。长沙市咸家湖一座唐初墓，出土了大量瓷器和青瓷俑群，器形、釉色、胎质和装饰制作手法，都具有湘阴窑的特点。

长沙窑窑址于1958年在铜官镇附近的瓦渣坪发现，出土了大批瓷器。长沙窑主要分布于长沙北25公里，北距铜官镇5公里的湘江东岸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石渚窑或铜官窑。有关长沙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作了一些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迥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长沙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釉下彩的具体作法是：在化装釉上加上一层发色料，并把化装釉与发色料都盖于釉下，使它们同时在高温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烧成釉下彩。运用釉下彩进行自由描绘，有图案、写实、创作等，形成了釉下彩绘。

长沙窑的造型艺术、彩绘装饰艺术多姿多彩，达到了很高的境地，足可以与唐三彩媲美。长沙窑工匠善于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从把握动物特有的习性出发，采用既像速写又像漫画这种简练的手法，创造出一批形象生动活泼的动物造型，如雄壮威武的狮子，温顺安详的绵羊，顽皮的小狗，机敏的小兔，呆笨的肥猪，漫不经心的青蛙，欢跃的小鸟等，形象栩栩而生，呼之欲出，与唐三彩讲究骨肉匀婷、神充气足的宫廷风格相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间艺术风格。长沙窑的彩绘装饰艺术，最富创意的是在胎体上作画。在我国西晋晚期开始在瓷器釉上点褐彩，但把绘画艺术成功地运用在瓷器艺术上则是唐代的长沙窑。

绘画多取材于自然，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写意水彩画。长沙窑瓷器的写意画大致可分为山水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其中花鸟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写意花鸟画，它已经大量运用勾勒、勾花点叶、点垛、泼彩等技法，最出色的已达到“画花欲语，画鸟欲飞”的境界，颇具艺术感染力。在人物画中，有一件执壶的流下腹体部分画的儿童扛荷图，一胖乎乎、头大、肚围兜布、长巾飘拂的儿童，一边奔跑一边回头张望，以夸张和写实的手法，构成一幅寓意清新、表现儿童伶俐可爱的画面。

长沙窑瓷器的另一大创新是在釉下胎体上题写大量诗句、文字。这些诗句、文字大多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情况或抒发工匠自己的情怀，或当作产品广告。瓷器上题诗或写上一点警策之语，可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更增一份美的享受。长沙窑的这一做法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现在。

长沙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住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在国内，长沙窑产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的揭西县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长沙窑瓷器。其中数量最为集中的是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1973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700件，除越窑产品外，长沙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脉枕等。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长沙窑彩瓷片598片，约占出土的完整的唐代瓷器的70%，其中有十分精湛的蓝彩瓷执壶残片。

长沙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它以其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将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

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长沙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长沙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长沙窑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长沙窑瓷器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进口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给该国和地区的陶瓷工艺以积极影响。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青黄色斑瓷，在工艺上是与长沙窑釉下彩或釉中挂彩的做法相通的。日本、朝鲜的陶瓷风格受长沙窑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福冈县多良田遗迹曾出土一件青黄釉褐绿彩执壶，乍一看会以为是长沙窑的作品，因为该壶的造型是长沙窑生产得最多的多棱口壶，而且其青中发黄，釉中挂绿彩、褐彩的风格，颇富长沙窑产品的气质。但实际上该壶是地道的日本货，是仿照长沙窑的工艺技术，并加以改造而制成的。

长沙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有史以来长沙地区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长沙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