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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晓沪被诉案内幕看文博之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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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5 22:3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作者:杨怀斌 发表时间:2011/12/17

  截止2011年12月12日,毛晓沪被告案风波已过去半年多了,法院终于有了结果,原告刘健败诉。在此之前,许多关心、爱护毛晓沪的朋友、观众和藏友纷纷来电来信询问此事,希望毛能尽快出来澄清事实。毛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呢?只是根据律师要求,在接到法院判决前不便将真相和盘托出。今天终于可以公开事实真相了。首先回顾一下半年前的事发经过。
  
  6月8日《新京报》发表消息称:“央视鉴宝嘉宾毛晓沪被指售赝品骗387万元”。“央视鉴宝嘉宾出售赝品?北京丰台法院已受理此案”。随后国内有近百家报刊、媒体及网站纷纷转载。
  
  据新京报报道:“从鉴宝名家手里花387万元买的一只宋代汝窑碗竟然是赝品?近日,北京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起诉鉴宝名家、央视《寻宝》节目鉴宝嘉宾毛晓沪,称毛晓沪造假骗他上当,要求返还387万元货款及损失的209万元。目前,北京丰台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
  
  刘先生是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他诉称:2004年3月,他参加了一个古董培训班。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先生前来讲座,他通过杨先生认识了毛晓沪,并花387万元,从毛的手里购得‘宋代汝窑碗’一只,还附带一份由‘中国文物鉴定中心和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共同出具的真品鉴定证书,证书上有杨先生等几位专家的签字。2005年8月,他聘请5位故宫陶瓷鉴定专家鉴定此碗。专家称毛晓沪曾带两只这种汝窑瓷碗给他们看,被当场指出是假货,并指出瓷碗的主人和造假者就是毛晓沪。刘先生随即向警方举报毛晓沪诈骗,但一直没有音讯。2008年6月,刘先生再次找国家级专家对该碗进行鉴定,专家认为该碗系赝品,并出具了‘鉴定书’。毛晓沪于2008年8月8日被警方拘留,15天后被取保候审……。”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此消息一出,引起中国艺术品收藏界和广大电视观众的极大关注。网上网下一片哗然。谩骂者有之,讥讽者有之,质疑和关心者亦有之。这几天,毛晓沪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有询问情况者,有表示支持者,有趁火打劫者,更有跟踪采访者。
  
  为何此案能引起国人如此关注?毛晓沪何许人也?毛晓沪目前是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的法人代表。他十多年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古陶瓷爱好者,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在许多刊物上先后发表过大量有关古陶瓷研究鉴定方面的论文,并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去年毛晓沪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古陶瓷鉴定学总论卷》。
  
  这些年,随着艺术品收藏热的迅猛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家电视台都纷纷推出了艺术品收藏类节目。毛晓沪从一开始就是此类节目的最佳专家人选。据广大藏友讲:毛晓沪凭着他那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的语言和幽默的谈吐,征服了无数观众,聚集了众多“粉丝”。
  
  这次刘健起诉毛晓沪向他贩卖自己造的假古董索赔一案,能站住脚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有诈,如果毛晓沪真的向他所说:“向他贩卖自己造的假古董”,那就不应当是简单的民事赔偿案,而是刑事诈骗案。毛晓沪在他的博客中已经郑重声明“事发前,我从来不认识这位刘先生,也没有和他打过交道,更没有收到过他的387万元货款。故宫博物院的杨静荣从没有向我介绍过此人,我也不知到什么‘古董培训班’。刘先生的碗从谁手里买的,刘先生自己清楚,杨静荣也清楚。”毛晓沪这里所说的“事发前”不是指今年6月8日“新京报”报道前,而是指2004年下半年在故宫博物院杨静荣家里发事之前。
  
  所谓汝窑碗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呢?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汝窑是宋代名瓷,位列五大名窑之首,目前存世量极少,绝大多数都珍藏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多年前,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得到的多是瓷片。1989年3月间,在宝丰县大营镇的蛮子营村,农民起土时发现一批窖藏汝窑瓷器,当时就被群众哄抢一空,后经公安和文物部门的追缴,共收获47件汝窑瓷器,其中就有刘健所说的汝窑碗残件,它的全名应叫“汝窑海水龙纹钵”。事后也发现有少量汝窑器经香港流入国际市场,据说都是蛮子营收缴后的漏网之鱼。根据文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土”文物应归国家所有。据藏家介绍,当地政府收缴蛮子营出土的汝窑瓷器时,曾向农民许愿,凡上交者都会给予重奖,结果没有兑现,只是给全体村民免费放了一场露天电影,以示奖励。
  
  关于此次“汝窑海水龙纹钵”的事,还要从十年前说起。2001年春,有藏家携汝窑海水龙纹钵到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要求进行技术鉴定。藏家说:“当下市场上充斥的都是赝品,有时真假难分。通过他人介绍,得知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可以做科技鉴定。所以慕名而来”。由于汝窑是古瓷之王,海水龙纹钵更是宝中之宝,引起毛晓沪的高度重视。
  
  毛晓沪首先认真审验了器物的外观,并与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的宋代汝窑瓷片进行了严格比对。无论是该器物的胎质、釉质、成型、装饰工艺和支烧工艺都与真品相同,器物表面尚留有明显出土痕迹等自然旧貌。为慎重起见,毛又将其拿给故宫古陶瓷专家杨静荣鉴定(当时毛和杨的关系尚好),并得到杨的赞许。于此同时,毛晓沪又给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青云老师打去电话,重点核实这件东西他是否鉴定过,因为藏家出具了一张赵青云老师手书的鉴定证书。赵青云老师给予了肯定答复。通过上述传统鉴定后,毛又把它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由姚青芳研究员采用最先进的XRF荧光光谱仪进行元素分析。鉴定结论是该器物的釉质成分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宋代汝窑瓷片的釉质成分完全一致。毛紧接着又把它送到中国地质科学院红外线实验室,由郭立鹤老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者)进行釉质老化鉴定。鉴定结论同样是器物釉质老化程度与宋代汝窑瓷片相同。经过两项科技检测和多位古陶瓷专家传统经验鉴定,均未发现此器物有当代人工做伪痕迹,且各项指标均与宋代汝窑真品相符。最后毛晓沪才确定该汝窑海水龙纹钵应为宋代真品,并为藏家出具了“鉴定报告书”。前面所说的“中国文物鉴定中心”和“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毛晓沪是该公司的首席鉴定师。毛只是根据藏家的要求由该公司出具了鉴定报告书,完全合法。
  
  事后三年,2004年早春的一天,故宫博物院的杨静荣找到毛晓沪说:“有藏家想买汝窑瓷器。咱们那年不是共同给人家鉴定过一件‘汝窑海水龙纹钵’吗?你能不能联系上藏家,如果东西还在,就劝他卖了,我们也可以拿点佣金。”正巧,前些日子该藏家与毛晓沪联系过,由于急需用钱,有意出售此物,经过与藏家反复磋商,藏家最后同意以96万元出让,并给中间人10万元佣金,约10%。虽然只卖86万元,钱少了一些,但对藏家来说总比长期压在手里,找不到买家要好的多。毛晓沪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静荣,杨提出不与生人见面(可能因为故宫专家做古董生意传出去不好听),要由毛晓沪单独把东西拿到他家进行交易,卖家同意了。
  
  后毛晓沪带东西来到杨静荣家,只见书房里有一个身高约一米六,体态微胖的女人。杨主动介绍说:“她叫沈琪(真名:王增琪,老杨没说实话)是北京XX文化公司的经理”。杨静荣一边说话一边打开了毛放在桌子上的锦盒盖,开始验货。他拿出放在里面的汝窑海水龙纹钵,经仔细观察后对沈琪说:“不错,这就是当年鉴定的那件汝窑真品。”沈琪听了杨静荣的介绍后,要求毛晓沪和她一起去工商银行转。毛晓沪拿到货款后立即给杨静荣打去电话。杨对毛说:“你明天带着钱来故宫找我。”
  
  第二天,毛晓沪按照约定带着5万元现金来到故宫,这时杨又向毛提出:“我儿子大了,要买房子娶媳妇,现在手头太紧,能不能把你分的5万也借给我。”毛二话没说,带着杨静荣到东华门外储蓄所又取了5万元现金交给了他。
  
  半年后的一天下午,毛晓沪突然接到杨静荣的电话,让他速来杨家一趟。毛当晚要去洛阳出差,本想回来后再去。架不住杨在电话里苦苦哀求,说有急事,务必先来一趟,于是毛匆匆赶到杨家。谁知毛晓沪一出电梯门,就有两个理着小平头的年轻壮汉站在电梯口,他往杨家走,年轻人就跟在后面,也不说话。当毛敲开杨家大门后,里面也把守着两个小伙子,他们让开一条通道,毛径直走进杨的书房。书房里除了杨以外还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只见杨静荣神色紧张地坐在桌子旁,见毛进来,就对其中高个男人说:“我把毛晓沪给你叫来了。”此男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毛,劈头就说:“你就是毛晓沪啊,那东西是你的?”毛问:“什么东西?”“装他妈什么傻啊,就那汝窑碗呗,拿一假东西骗了老子380多万……。”毛晓沪一听这话就猜出,可能是杨静荣和那个女人把海水龙纹钵转卖给了眼前这个男人。不知他找了哪位专家鉴定是假的,于是找上门来。肯定是杨静荣为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抬了出来,事实到底如何?恐怕只有杨静荣和沈琪清楚。做人要有道德,做古玩生意更要懂规矩,毛晓沪不会为沈琪和杨静荣转手挣大钱而眼红,但出了问题也应由你们自己去妥善解决,怎么能往上家身上推呢?毛晓沪等那男人哇哩哇啦大叫一通后,不慌不忙地问对方“谁说你买的那东西是假的?”“故宫专家叶佩兰和历博专家李知宴都说是假的,而且他们说是你做的。”他怒吼道。毛接着说:“你买的东西我没有见过(这是实话),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我现在不和你争论。不过他们说是我做的,纯属诽谤,我从来没有仿制过汝窑瓷。不过我要告诉你半年前,我的一个朋友通过我和老杨卖过一只宋代汝窑海水龙纹钵,不过不是卖给你,而是卖给一个女人的叫沈琪,她给了我96万,卖家拿走86万元,其余10万元佣金交给老杨了。”说到这里毛晓沪看了杨静荣一眼——这个曾经的朋友。毛晓沪又接着说:“你的东西是从我手里买的吗?不是!你那380多万是直接交给我了吗?也没有!你从谁手里买的东西,你去找谁。这和我无关。如果沈琪认为我朋友买给她的东西是假的,她可以退货,我朋友不退,我把它买下,不过不是380万,而是96万并包括杨静荣拿去的10万。”对方无言以对。毛又转过身来对杨说:“你们挣多少钱我管不着,那是你们的本事,不过做事要像男人,别跟太监是的。你跟沈琪商量一下,不行就把钱退给人家,犯不着跟这种不懂行的人做生意。”这时那个男子也提出让杨静荣跟他们一起去找沈琪。毛晓沪提出“此事跟我无关,有事让沈琪来找我,对不起,我还要出差所以先走一步。”那人听了毛晓沪的话,可能觉得有道理,就让手下的人放毛走了。
  
  毛晓沪在洛阳期间,接到杨静荣的电话,主要说了两件事。一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当晚毛走后发生的事。他们这群人押着杨到北京亚运村找到沈琪,沈琪一看来人这架势,赶紧报了警。警察把双方带到大屯派出所后分别进行了询问,初步确定是一场买卖纠纷,于是告诫他们双方不要闹事,有事可上法院。直至后半夜,警察做完笔录后才把他们放了。二是杨请求毛晓沪以后不要再对外提及10万元佣金的事了,这事让故宫的人知道了不好。这时毛对杨已极为反感,于是回答说:“只要你把10万元钱还给我,我就不会再说你拿过。有本事挣钱,就得有本事担事。”
  
  几天以后,毛晓沪回到北京。沈琪匆匆来到毛的办公室,先是大骂了一通杨静荣不是男人,“是他扛不住事,把你撂出来的。”紧接着她又主动告诉毛:“我们(这里指她和杨)确实卖了380多万。买东西的人叫刘健,(毛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但这些钱不是我一个人得了,我分给杨5万美元(当时美元对人民币比值约1:8,合人民币40万元)。另外,五一期间我还请老杨一家三口去欧洲五国玩了一趟,也花了不少钱。最后,沈琪煞有介事地说:“刘健这伙人,都是黑社会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听说他们要找你算账,你还是赶紧躲躲。”毛晓沪对沈琪说:“最应该躲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和老杨。他不是从我手里买的东西,如果是我卖的,我早就把钱还给他把东西拿回来了。这样闹下去有什么意思。希望你尽快把这事处理好。”沈琪听后灰溜溜的走了。
  
  又过了一天,朝阳刑警大队的干警找毛晓沪调查此事,并拿出一张签有毛晓沪名子的收据给他看,上写收到货款200多万元。毛看后对警察说:“这不是我的签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收据”。警察听后让毛晓沪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十遍自己的签名,带回去进行了笔记鉴定,最后确定此收据是沈伪造的,与毛无关。警察走后,毛晓沪才恍然大悟,沈琪让他躲起来的真正目的。是她向警察提供了伪证,如果警察找不到毛,她就可以轻松地把屎盆子扣在毛晓沪的头上了。沈琪并没有按照毛晓沪的建议取消这笔生意,把钱还给刘健,而是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事后听杨静荣讲,沈琪有一本土耳其护照,她去土耳其后再也没有回来了。
  
  此后,刘健花了两年时间寻找沈琪未果,于是就逼杨静荣与其合谋,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硬把他手里的东西说成是直接从毛晓沪手里买的,并向丰台公安分局报了案。2006年的一天,丰台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刑警再一次找到毛晓沪说:“有人报案,告你贩卖假古董,诈骗380多万元,我们对你进行刑事调查,你要好好配合”。毛把以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警察叙述了一遍。经公安部门调查,没有找到毛晓沪诈骗的证据,做完笔录后就结案了。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再没有警察找过毛。满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谁知更大的灾难正向毛晓沪走来。
  
  2008年,毛晓沪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两个刑警,他们不容分说,把毛的双手一铐,将其送进了丰台拘留所。按理说,警察没有确凿证据是不会轻易抓人的,莫非他们又掌握了什么新证据?其实不然,事后毛晓沪得知,就是那个叫刘健的人,这两年一直没有闲着,在千方百计托关系,找路子,终于找到一位公安部的领导来插手此事,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查办此案。有了上级领导的尚方宝剑,丰台分局采取了先抓人后取证的非法行动,对毛进行了刑事拘留。他们昼夜加班,轮番上阵,并且远赴河南调查取证。最后也没有找到毛晓沪诈骗的证据,为了向部领导交差,丰台公安分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草草结案,把皮球踢给了检察院。幸亏丰台检察院没有受到公安部门的干扰,能够依法办案,经审理,起诉理由不成立,把案件又退回公安局。就这样毛晓沪被关押十五天后被取保候审一年(这是公安局的惯例)。在关押期间,曾有办案警员悄悄对毛夫人说:“放心吧,没事的,这事我们几年前就知道的,明摆着就是姓刘的玩儿不起了,我们也不想抓他,上面领导发话了,我们不抓不行,过几天就会放出来了”。由此可见,办案警员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都是上级领导在玩弄权术。
  
  据刘健讲,他手里握有叶佩兰和李知宴两位专家的谈话录音(本来应当在这次开庭前将所有证据交给法庭,但刘没交)。他们说:毛晓沪曾经请他们看过汝窑碗,并断言刘手里的东西不但是赝品,还是毛晓沪仿制的。完全是信口开河,一派胡言。毛晓沪什么时候让他们鉴定过汝窑碗?在什么地点仿制过汝窑碗?希望他们拿出具体证据来。毛晓沪不愿意与任何人结怨,更何况叶、李二人是毛的前辈,毛曾与他们有多年交往。他们为什么要在背后对毛晓沪下此很手?以下是毛晓沪的回忆。
  
  叶佩兰是上世纪五十代高中毕业生。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之时,故宫博物院急需用人,招收了一批北京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前者被分配到游览线路上当讲解员,后者则跟随专家学习、清理库存文物。叶佩兰被分配到总保管部瓷器组工作。1969年以前,毛的母亲曾是故宫博物院人事部门负责人,由于这层关系,毛见到叶都是阿姨长阿姨短的叫,非常尊重她。1999年至2001年期间,正是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成立之初,毛晓沪曾聘请叶佩兰为中心鉴定专家之一。当时毛还是名不见经传,来者自然喜欢请故宫专家为其长眼,免不了要经常去烦劳叶佩兰进行有偿服务。双方一直合作的挺顺利。
  
  谁知有一天,鉴定中心来了一位客户,要求鉴定一件青釉刻花龙纹罐。藏家主动找上门来毛晓沪怎敢怠慢,立刻按客户要求为其藏品做了科技检测,鉴定结论是此罐为现代景德镇仿品。毛向客户解释说:该罐釉面有一种叫钒锆蓝的化学物质,历代古陶瓷中都不曾使用过,这种物质仅存在于当代陶瓷釉中,该技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得知此结论后,藏家给毛晓沪讲述了如下故事。
  
  藏家C先生是北京一家拍卖行老总,酷爱文物收藏。本世纪初开始,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文物鉴定培训班。C先生培训班上认识了故宫博物院的叶佩兰,并以叶佩兰为师,学习古陶瓷鉴定知识。时间一长,周围许多人都知道C先生喜爱收藏,自然也会有文物贩子找上门来推销瓷器。
  
  一个多月前,有一景德镇人拿了一只青釉刻花龙纹罐找C先生推销。C先生看后初步断定为元代器物,由于售价较高,为慎重起见,特请老师叶佩兰为其把关,老师看后告诉他,该罐为元代艺术真品,及其稀少。叶对C说:“据我所知,此种青釉大罐仅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你拿来的是我见到的第二件。”C先生听后大喜过望,除了花重金将其收下,免不了还要付给老师数量不菲的“长眼”费。
  
  一个星期后,景德镇人又拿了一只与前者相同的青釉刻花龙纹罐,他告诉C先生说:“我们发现了一座元代古墓,当时挖出来两只相同的罐子,我和我的同伴各分得一只。上次卖给你的是我那只,这次拿来的是我同伴那只,看你C先生是个爽快人,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也不想让它们分家,希望你能一起留下。”C先生是个聪明人,听了这话心中多少有些不爽,既然是稀世珍品,怎么会一个星期跑来两只?于是急忙拿着第二只罐子再次找到老师叶佩兰。叶看后沉思片刻对C说:中国历来有好事成双之说,古墓中的陪葬器成双成对出土者不足为奇,看来景德镇文物贩子讲的应当是真话。叶老师的一番话立刻打消了C先生的顾虑,于是又把它买了下来。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景德镇古玩商也不知怎么想的,一个月后又拿来第三只青釉刻花龙纹罐找到C先生说:他们在上次发现的古墓周围发现了元代古墓群,于是又挖到了一只。C先生闻后再也坐不住了,照这样下去,C先生有多少钱也不够买的。他开始对叶老师的鉴定结论产生怀疑,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从事古陶瓷科技检测,于是找上门来。
  
  后来,C先生把毛晓沪的鉴定结论告诉给了叶佩兰。叶佩兰还给毛打过电话,询问什么是钒锆蓝?毛告诉叶“钒锆蓝的主要成分是五氧化二钒、二氧化锆和二氧化硅。把它们的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经高温煅烧,再将煅烧后的熔块研细即制成。把它配在釉中可以在氧化环境中烧出类似古代龙泉窑的青釉。它是现代工业化生产中最常用的陶瓷色剂”。与叶通完话,毛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谁知,过了两天叶佩兰又给毛晓沪打来电话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看东西了,也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对外进行鉴定。”毛无语,但心里明白,为了C先生的大罐她和毛结下了怨,从此以后毛再没有和叶佩兰打过交道,更不要说请她看过什么汝窑碗了。
  
  李知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进故宫工作,1979离开故宫,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直至退休。提起李知宴与毛晓沪结怨的事情还要从画家袁熙坤说起。
  
  上世纪末,故宫杨静荣找到毛晓沪说:“有个画家叫袁熙坤,他父亲是云南画院院长袁小岑,本人曾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画过像,很出名。他想买几件仿古瓷器,要高仿。此事非你莫属。他出钱,由你到景德镇去一趟,根据你的眼光买几件,回来后再帮助做下作旧。”当时毛跟杨的关系较好,他长毛几岁,毛视其为兄长,也就答应了。毛晓沪带着袁先生给的钱来到景德镇,转了几天也没发现理想的仿古瓷。那时景德镇的仿古瓷水平远不如今天,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工艺品。最后毛来到东风瓷厂工艺瓷车间,找到严国强主任说明来意,严主任打开库房门,让毛自己进去挑,屋里满是尘土,堆放的都是出口打下来的等外品。毛从中挑出了两只仿元代青花凤首梅瓶,虽说不甚理想,采用的是现代注浆成型工艺制作,但釉质较为肥厚,青花发色也基本纯正,剩下的问题只能回京后靠高科技修复手段来进行补救了。
  
  毛晓沪回到北京,立刻就投入到做旧和再加工工作中去了。毛首先对梅瓶釉面的光泽进行了消光处理,让人看上去显得更加温润柔和,局部采用喷砂处理,给人以自然磨损之感,后又找来荷兰进口的光敏复合树脂(修补牙齿用材料)对底足进行深加工,消除注浆痕迹,使其更趋元代瓷器的工艺特征。毛把加工好的梅瓶拿给杨静荣看,他交给袁画家一只,另一只留了下来,后来被杨静荣拿去卖了。
  
  在卖之前,为了验证毛晓沪的加工效果,杨静荣提议要毛晓沪把梅瓶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考专家。毛说:“不行,前两天我把它拿给冯先铭看了,并把底细都告诉了他,万一历博把冯先铭请去鉴定我就现了。”杨说:“你放心没事,历博的李知宴与冯先铭是死对头,当年李离开故宫就是让冯挤兑走的。从此历博和故宫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在杨的怂恿下毛来到历博。当时是历博元老史树青先生接待的毛晓沪。当然,史先生并不认识这个自学成才无名小卒,毛从史先生看东西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此瓶非常认可。史先生提出要将梅瓶暂留下来,要由馆内其他专家合议后再定。第二天下午,李知宴打来电话,询问毛此瓶怎么回事?毛一五一十向他叙述了购买和加工此瓶的经过,并教给他怎样识别其中的破绽。事后听杨静荣说,当时历史博物馆专家都一致看好,他们认为此类梅瓶仅在法国藏有一只,这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品相还好于法国藏品,具有极高的馆藏价值。最后还是馆长建议,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应当请故宫的冯先铭看一下,冯先生毕竟是国内公认的最高权威,于是就派车把冯接到了历史博物馆。冯看后马上指出这是现代仿品。李知宴当然不服气,与冯发生争执,冯最后说出了送鉴者毛晓沪的名字,这才有前面李知宴打来的询问电话。在此事件中,冯先铭在公开场合给了李知宴一个下马威,李知宴也自然会把一肚子怨恨归罪于毛晓沪。当然,李知宴这个北大高才生,要比叶佩兰有涵养,没有公开提出与毛决裂,但是他给刘健提供的证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在这次厅审中刘健出具了一张盖有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公章的鉴定书。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章,他们是不对私人物品做鉴定的。由此看来,刘健这人还真是“神通广大”。仔细阅读这份鉴定书,存在两点问题,一、该证书只有公章没有鉴定专家的签名,应属于无法律效力的文件。既然专家们这样肯定刘买的汝窑是赝品,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大名签上?二、证书内容只有鉴定结论,没有鉴定根据。古陶瓷的真伪鉴定,不同于一般鉴定。因为我们不是古人,也不是直接造假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拿出具有最高法律效益的直接证据,也基本没有法律效益较高的间接证据,我们能够拥有的只是概然性证据。谁出具的证据最具有高度概然性,谁的法律效益就高,就应被法庭采纳。这就是当代法律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这里的“人”即代表个体自然人,也代表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尽管我们至今还不能断定毛晓沪鉴定的东西与某些故宫专家鉴定的是同一件器物,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一下双方出具的鉴定书的内容,谁是谁非即可一目了然。
  
  刚才我们说了,国家文物局出具的证书只是对被鉴物品做出简单的赝品结论,并没有详细阐述所做结论的根据,从中根本看不出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其鉴定方法也仅凭专家经验,基本没有说服力。据刘讲他曾开过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就更不靠谱了,谁都知道“权威”是要面子的,往往是一人发表意见,众人随声附和,这种鉴定程序本身就存在明显瑕疵。真正的鉴定应当是背靠背进行,也不应当将器物的来源等背景资料透露给鉴定者,否则就有诱导之嫌。
  
  我们再来看看毛晓沪出具的鉴定报告书。首先“报告书”三个字就很有讲究,它为什么不是人们通常喜欢用的“证书”呢?其实毛强调的是鉴定方法,鉴定过程和鉴定程序,而不是简单的鉴定结论。难道这不是古陶瓷鉴定的发展方向吗?我们不难从中体味到他那科学、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毛对汝窑海水龙纹钵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它们都是背靠背独立完成的。一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的元素分析,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通用的科技检测方法。二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做的釉质老化鉴定,这一鉴定方法早在1999年就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技术认证。它也是北京华夏物证的一项专利技术。三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三位专家的传统鉴定。既然鉴定要讲证据,在法制环境下,证据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官方证据还是民间证据,它们在法律地位上都应是平等的。特别是在现代法制国家中,能被法庭采纳的证据,一定是在客观上最能接近事实真相的证据,而不是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东西,包括所谓官方结论。通过上述对比,谁的鉴定结论更具有高度概然性呢?毛晓沪相信公众和媒体都能做出正确判断。毛晓沪绝不畏惧任何权威。他愿意在平等、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与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就此事进行公开讨论,真理将越辩越明。
  
  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许多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它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一切都应由政府说了算,只要是代表官方做出的鉴定结论,就能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受其影响,有许多体制内的文物工作者,都千方百计地想成为各级文物部门下设的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一职,更是炙手可热。似乎拥有这一头衔,就掌握了在该领域的绝对话语权。那些握有官方话语权的人的鉴定结论就一定正确吗?其实不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出现过由于他们的错误鉴定结论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事实。
  
  1993年由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九位资深专家对河南商贩手里的一批陶俑进行集体会审共同鉴定。专家一致结论它们是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申请经费进行抢救性收购。京城各大博物馆根据专家意见掀起了一场陶俑收购热。事后证明专家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所谓北魏陶俑都是河南农民制作的当代仿古工艺品,但为时已晚,上百万的国家文物保护经费已付诸东流。
  
  刘健的案子看上去只是不同专家的不同鉴定结论之争,其实是两种力量之间的一场博弈。一派是以毛晓沪为代表的体制外专家,另一派是以叶佩兰和李知宴为首的所谓体制内专家。中国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尽管体制内专家之间相互也多有矛盾,但在对待毛晓沪的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随着毛晓沪的频频出镜,引起一些人的极度不满。在他们看来,本应由体制内专家掌控的对公众话语权,不知什么时候都被这个“野路子”夺去了。去年在河南台《华豫之门》的一次节目录制中,毛晓沪无意中提到今天是他59周岁生日。节目播出后,就有国家文物局的某位“专家”,给同台出场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打电话说:“毛晓沪算什么东西?国家文物局七十岁、八十岁的老专家有的是,怎么也轮不到他跑电视节目里过生日。”这些人对毛晓沪的怨恨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故宫景仁宫里有个景仁榜,常年展示给公众,历年为故宫捐赠文物者均榜上有名,毛晓沪的名牌也赫然其中。不过,毛捐赠的不是古代文物,而是仿古作品。对毛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表彰,但对某些故宫专家来说却是抹不掉的耻辱。正是由于他们的“打眼”,才迫使毛晓沪将自己的作品捐赠出去。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晓沪不愿再重提此事,希望能与包括故宫专家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者携手共进。但往往事与愿违,这几年,毛晓沪的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自觉不自觉地使某些所谓体制内的专家丢尽了脸皮。致使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利用手中权力大做文章,置毛晓沪于死地而后快。毛晓沪目前最想说的是:学问不在官府,学问常在民间,纵观中外文明史,从孔子到鲁迅,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凡成就大学问者无不出自民间,只是后来庙堂与江湖常常相融而已,古陶瓷鉴定学的诞生与发展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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