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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慕贞孙中山身边的两位女性伴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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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昨天 2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中山身边的两位女性伴侣,其中一位主动离婚让位,另一个为救他而始终继承了他的遗志

1952年9月7日,澳门文第士街一号,一幢低矮的中式两层砖屋。



屋里弥漫着药味和衰老的气息。


八十五岁的卢慕贞躺在病榻上,久患糖尿病的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下骨架。


九月初染上的流行性感冒引发了急性肺炎,药石失灵。


窗外是澳门的秋天,天光柔和,街上偶尔传来脚步声。


她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大半辈子——自从1918年孙中山策划、其胞兄孙眉斥资兴建了这座寓所,她便在此蛰居。


屋子不大,陈设简朴。


墙上没有悬挂什么显赫的相片,桌案上放着一本翻旧了的《圣经》。


离婚后她听从孙中山的劝慰,皈依了基督教,受洗于澳门东望洋教堂。


1924年,她还被推选为澳门基督教浸信会的会佐。


信教以后,日子过得更安静了,每周去做礼拜,和教友们坐在一起,听讲道,唱赞美诗。


没人打扰她,她也不去打扰别人。


可她终究是孙家的人。


孙家上下仍把她看作家族中的一员及长辈。


儿子孙科常来探母,后来做了行政院长,也常来澳门问安,聆听母亲的“庭训”。


孙女孙婉住在附近,时常过来陪伴。


卢慕贞对孙氏族人的照顾从未间断——秉承孙中山的遗愿,她尽力照顾孙氏族人,协助解决乡间困难和纠纷。


抗战期间,中山沦陷后,她把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婆孙三人接到澳门居住,直到抗战胜利才返乡。


1947年8月,卢慕贞八十寿辰,儿孙科在翠亨村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贺寿仪式。


那大概是晚年最热闹的一天。


村子里的乡亲都来了,叫她“孙太夫人”或“卢太夫人”。


她坐在那里,接受晚辈的叩拜,脸上带着笑。


但热闹过后,人散了,她又回到文第士街一号,回到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现在,屋子更安静了。


窗外的光一寸一寸地移过地板,移过床沿,移到她的脸上。


她一生中最后的目光,落在那扇窗上。


窗外是澳门,是她住了四十年的地方。


再远一些,是海。


海的那边,是香山,是翠亨村,是她十八岁出嫁的地方。


那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



香山县翠亨村,孙达成家的老宅里张灯结彩。


十八岁的卢慕贞穿着一身大红嫁衣,坐在洞房的床沿上。


她的脚很小,是自幼缠过的。


在那个年代,缠足是女子体面的象征,是嫁个好人家必不可少的条件。


她不知道这双脚后来会成为她一生的遗憾——她曾亲口说过,自己缠过足,连走路都不利索。




新郎十九岁,名叫孙文,字载之,号逸仙。


乡亲们叫他“孙中山”。


他并不愿意结这门亲。


少年时去了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


可父母之命不可违,他当时经济不能自立,拗不过家长意志。


父亲孙达成和兄长孙眉想用一桩婚事拴住这匹“千里驹”。


于是媒妁之言,卢孙两家联了姻。


卢慕贞的家在几里之外的外坣村。


父亲卢耀显是檀香山侨商,与孙中山的胞兄孙眉同为檀山华侨。


卢耀显早年经商,家境渐富,后因病早逝,家境又渐渐转衰。


卢慕贞是长女,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闻名乡里,尤擅女红。


成亲之前,两人素未谋面。


成亲之后,孙中山在这间老宅里住了三个月,便去了香港继续学医。


卢慕贞留在了翠亨村,成了孙家的媳妇。


孙父年老多病,卢慕贞亲奉汤药。


1888年春,孙父达成公病重,孙中山和大哥返乡探望,亲眼看到卢慕贞在父亲病榻前寸步不离。


那些日子里,孙中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勤劳、刻苦与贤惠。


夫妻感情渐生,日见和睦。


可和睦归和睦,孙中山终究不属于这个家。


他的世界在门外,在香港,在檀香山,在那些他筹划起义的地方。


卢慕贞的世界就在这间屋子里——伺候公婆,抚养儿女,缝补浆洗。


孙中山每次回乡,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


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


1891年10月20日,卢慕贞在翠亨村生下了儿子孙科。


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孙娫和孙婉。


儿女绕膝,日子似乎有了盼头。


可孙中山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


卢慕贞在兴中会员陆灿的护送下,携子女与孙母杨氏避居檀香山,投靠夫兄孙眉。


从此,她跟着孙中山的命运四处漂泊——檀香山、香港九龙、马来西亚槟城。


1907年,随孙眉全家迁居香港九龙。


1910年7月,孙中山暂住槟城,孙母杨氏去世后,卢慕贞携两女赴槟城与丈夫团聚。


同年12月,孙中山被当地政府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出境,卢慕贞母女继续留在槟城。


那些年,她带着孩子,跟着丈夫的脚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她不抱怨,也不追问。


乡人后来称赞她“孝敬贤淑,闻于乡党”。


李伯新先生在《默默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卢慕贞》一文中说:“卢氏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美德的母亲,一手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又孝顺侍奉家翁家姑,照料婶母程氏生活。


一个小脚女人,承担这么多的繁重家务,还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担风险。


她使孙中山减少了家庭的后顾之忧,把精神集中到革命事业上。”


可她终究只是“内室”里的人。


丈夫在前线冲锋陷阵,她在后方守着家。


她做了一切能做之事,却始终无法走进他的世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同年2月20日,卢慕贞和两个女儿在邓泽如的护送下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


那大概是卢慕贞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她成了“民国国母”,站在了权力的中心。


可风光背后是无所适从。


面对中外贵宾如云的各种政治场合,对自幼缠足梳髻的卢慕贞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无上尊荣,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累赘。


她很想摆脱它,重温那种平静、淡泊、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天,她便把两个女儿留在孙中山身边,只身回到翠亨村居住。


同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访问北京,卢慕贞与两个女儿同行,沿途游览名胜古迹。


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实业,卢慕贞随后抵达神户。


两天后,夫妻俩在大阪作了短暂的相会。


3月25日,孙中山因宋教仁被刺速返上海,开展反袁斗争,卢慕贞则返澳门居住。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短暂的相聚。



1913年3月,卢慕贞的长女孙娫因患肾疾,久医不愈,回到澳门母亲处治疗。


病情未见好转。


6月25日,二十岁的孙娫告别人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


卢慕贞失去了长女。


悲痛尚未消除,另一封信到了。


1915年3月,孙中山派侍卫长邓卓如和儿子孙科将一封信送达卢慕贞手中。


信里说了一件事——他要娶一个女人,一个叫宋庆龄的女人。


他需要卢慕贞同意离婚。


卢慕贞坐在文第士街的屋子里,读完了信。


她问了一些关于宋庆龄的情况。


然后,她对儿子孙科说:“阿科,拿支笔来,要新的。”


她拿起笔,在信上写了一个字——“可”。


然后她对侍卫长说:“阿卓!


我学识浅薄,不谙政治,实在帮不了先生的忙,有宋女士当贤内助,我就放心了!”


她让侍卫长转告宋庆龄,愿与她姊妹相称。


她还告诫比宋庆龄年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




同年9月,在朱卓文的陪同下,卢慕贞赴日本与孙中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她在离婚证书上按了手印。


孙中山要求她不要离开孙家,并皈依基督教。


她一一应允。


结束了一段三十一年的婚姻。


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问“为什么”。


她只是说,自己学识浅薄,不谙政治,帮不了先生的忙。


这句话是实话,也是她三十一年婚姻生活的全部总结。


同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


卢慕贞还去信祝贺。



宋庆龄比卢慕贞小二十六岁。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


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


宋庆龄七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


1907年,十五岁的她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


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她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宋庆龄热情欢呼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那年孙中山四十七岁,宋庆龄二十岁。


她成了他的秘书,负责处理同国内外往来的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


那时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


宋庆龄的到来,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她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宋庆龄对孙中山一往情深,内心充满无限崇敬与爱戴。


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陪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


1915年,宋庆龄在上海向父母提出要嫁给孙中山。


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


父母认为她同一个年龄比她大两倍且结过婚的人成家是绝不容许的。


他们为她另择对象,准备择日成婚,并将其软禁在家中。


宋庆龄通过女仆将写给孙中山的信寄出,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孙中山得信后,派朱卓文于1915年10月抵达上海。


朱卓文将孙中山的电报给宋庆龄过目,并告知她孙中山已离婚的消息。


宋庆龄在女佣帮助下从家中逃走,给父母留下告别信,连夜同朱卓文乘船返回日本。


1932年,宋庆龄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


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抵达日本东京,孙中山在东京车站亲自迎接。


10月25日上午,二十二岁的宋庆龄和四十九岁的孙中山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手续。


两人在结婚誓约上签字,誓约书写道:“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婚礼在和田瑞家的客厅举行。


宋庆龄戴着一顶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拿着一束花。


孙中山拉着她的手进门合影。


两人亲密地喝下交杯酒。


婚礼简单朴素,温馨感人。


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礼物不是钻戒,而是一支德国毛瑟手枪。


他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日夜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孙中山。


在他们的东京寓所里,“经常坐满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


在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等著作的过程中,她起了重要的帮助作用。


她参与起草过许多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电文、宣言,出色地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等繁重的日常工作,成为伟人身边的得力助手。


1916年,宋庆龄跟随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千里奔走,南征北战,讨袁反段,护国护法。


五四运动中,她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热情赞扬学生的革命斗争精神。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


陈炯明发动了“六·一六”兵变。


叛军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宋庆龄的住所粤秀楼。


炮火将总统府和粤秀楼夷为平地。


宋庆龄正在酣梦中,被孙中山喊醒。


孙中山催她速起整装同他逃出。


宋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她坚持让孙中山先走。


孙中山先撤离了。


宋庆龄留下来吸引和牵制叛军。


等到她撤退时,炮火已经非常激烈。


她在卫士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


那是一次惊险的突围,她因此不慎小产,终生未能添一儿半女。


事发后第十二天,宋庆龄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广州脱险》一文,详细描述了突围的全过程。


后来,她将这篇文章亲笔题名为《广州蒙难记》。


孙中山回到上海寓所后,挥毫题赠宋庆龄一副对联,表达了他们夫妇同生死、共患难的恩爱情怀。


宋庆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她不只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战友。


一个可以在炮火中挺身而出、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丈夫的战友。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上。


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消息传到澳门。


文第士街一号的屋子里,卢慕贞万分悲痛。


她请人代笔发表了悼念文章,还复函香山商会,忆述孙中山的事迹供史家研究。


她在悼词中称孙中山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人格”。


在北京,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她不仅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还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从那一刻起,她从一个妻子变成了一个继承者——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忠实继承者。


1926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她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


7月14日,她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


她说:“如果党的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正信徒。”


她离开了中国,出访苏联,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


她从一个“内室”里的人,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她说:“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抗战时期,宋庆龄呼吁恢复和扩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时,她发表感言说,对国共再次合作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她说:“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


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担任的国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


与此同时,在澳门,卢慕贞也在做着她能做的事。


抗战初期,中山县召开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卢慕贞亲临抗战誓师,鼓舞士气。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五桂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多次派人到澳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卢慕贞都给予积极支持。


她和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一起,帮助抗日游击队在澳门购买枪支弹药、药品和医疗器械,为将伤员送到澳门治疗提供方便。


一个在政治的舞台上继承遗志,一个在生活的角落里默默支持。


两条路,殊途同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她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9年和196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她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


1962年,宋庆龄发表长篇论文,论证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进步性及其历史意义。


1966年,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她发表演说,称赞孙中山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她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高峰。


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


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1952年9月7日,澳门文第士街一号。


卢慕贞的病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呼吸的声音。


窗外的光线渐渐暗下去。


九月的澳门依然闷热,风吹动窗帘,送来海的气息。


她这一生,有过三个孩子,有过三十一年的婚姻,有过无数次的离别和等待。


她从小脚女人变成了“孙太夫人”,从翠亨村的新娘变成了澳门文第士街的孤居者。


她不曾走进丈夫的革命世界,却用自己的方式支撑了那个世界——照顾老人,抚养儿女,操持家务,让孙中山没有后顾之忧。


离婚后,她不曾怨恨,不曾纠缠,只是安静地退到幕后。


孙中山去世后,她秉承遗愿,照顾孙氏族人。


抗战期间,她支持抗日。


她一生对人慈爱友善,深得乡人敬重。


窗外的光彻底消失了。


屋子里暗了下来。


卢慕贞闭上了眼睛。


她葬在了澳门旧西洋坟场。


1973年迁葬澳门凼仔孝思墓园。


2005年,应广东省中山市的要求,她的遗骨迁葬回中山市翠亨村。




回到了她出嫁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香山县翠亨村的老宅里,十八岁的卢慕贞穿着一身大红嫁衣,坐在洞房的床沿上。


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会成为一个改变中国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随他的命运起伏跌宕。


她只知道,嫁了这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


三十一年后,她在离婚协议上写了一个“可”字。


她用这一个字,放过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


而在那个“别人”的世界里,二十二岁的宋庆龄正从上海家中逃出,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她要去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七岁的男人,一个她认为能够拯救中国的人。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炮火、流亡和漫长的政治生涯。


她只知道,跟着这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


两个女人,一个从内室走向了幕后,一个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一个用退让成全了革命,一个用继承延续了革命。


她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妻子,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一条路通往澳门文第士街一号的安静屋子,一条路通往北京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孙中山的女人。


她们用各自的方式,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一个在后方守着家,一个在前线并肩作战。


一个隐退了,一个继承了。


谁也没有对不起谁,谁也没有辜负谁。


1952年9月7日,澳门文第士街一号。


卢慕贞的屋子里暗了下来。


窗外的海风吹进来,吹过她苍老的脸。


她的一生结束了。


可那个关于内室与战友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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