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与《石头记》作书人芹溪
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与《石头记》作书人芹溪（修订稿）
文章提要：
1.芹溪是《石头记》的作者
2.山子野是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
3.丘子野就是芹溪处士。
4.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熹的表兄。
5.芹溪处士丘子野是避世桃园的儒士和隐士。
一． 山子野考证杳如黄鹤
《石头记》书中贾府准备接待元妃省亲，请人监造省亲别墅大观园:“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见第十六回）。园子建设的又快又好，从完工后的大观园山水楼台之精美程度看，这位“老明公山子野”造园身手的确不凡。
这个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老明公号山子野”是谁？红学界对此考证了百年开外，考证专家如过江之鲫，考证文章浩如烟海，但至今仍不得要领。当前最权威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也只能作如此介绍：山子野“姓野，‘山子’是指他的行业和专长，即擅长于垒石堆土，设计假山。大观园的筹划起造由他负责”。但查遍中国五千年建筑史，亦未见一个“姓野”的以堆砌“山子”为专长的“老明公”，不知辞典的编辑者何所据云，其山子野词条恐怕难免妄测之嫌。
红学界对山子野的考证与对大观园原型的考证是同步进行的。既然山子野考证不得要领，大观园考证也同样云苫雾罩。有人推测大观园原型是北京恭王府，有人推测是皇家的圆明园，还有人推测是天津的水西庄，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推测与《石头记》书中关于大观园的描写相去甚远，与大观园的建造者“老明公山子野”亦毫无关系，故此只能算聊备一说而已。既然大观园的创作原型杳不可寻，某些红学专家干脆就说大观园创作没有原型，也无需原型，不过是《石头记》作者头脑的产物而已。
既然大观园是《石头记》作者头脑的杜撰，那么大观园的建造者山子野也只能是作者自己在无原型基础上的托名了。其实这种观点并非今日红学家的发明，可谓由来已久。民国初年，一些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就曾推测山子野是作者自己的托名，就像桃花源是陶渊明头脑的杜撰一样，大观园也是作者的杜撰，这个作者就是托名山子野的那个隐士。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先生，早期并非什么考证派，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索隐派，曾经坚定地断言《石头记》作者“绝非曹雪芹，”而是“胡老明公”（见苗怀明《从索隐到考证》）。不知这个“胡老明公”何许人也，与“老明公山子野”又是什么关系？胡适先生语焉不详，外人无从窥伺其中玄妙。
二． 山子野就是丘子野，就是芹溪处士
《石头记》作者对大观园的描写是那么美丽，那么深情，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有神有情，如诗如画，如泣如歌，如见如闻，令人心旷神怡，唏嘘感喟。断言大观园创作无需原型，作者可以在虚无缥渺中凭空杜撰出来，显然是违背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之规律的。退一万步说，即便大观园创作确实没有实地原型，杜撰大观园的作者又何以要托名山子野？又为什么要为自己取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其中原由大概也需要分析清楚吧。大观园创作究竟有没有原型，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在红学界应该是个不容含混了事的大问题。
笔者认为，这些混乱不清问题产生的原因，盖源于红学界对《石头记》作者和创作年代的研究出了问题，用乾隆年间北京西山那个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去窥测大观园及其筹划建造者山子野的出处，肯定是个费力不讨好的猜笨谜行为；只有恢复了《石头记》正确的创作年代和真实的原始作者，这一切才会云开雾散、真相大白。笔者考证，《石头记》的原始作者不是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早中期的大文学家洪昇；书中十二钗的生活原型不是曹雪芹凭空杜撰或其某虚构表妹的十二个“分身”，而是依据洪昇的“蕉园诗社十二姐妹”为素材加以描写；大观园原型不是曹家南京的随园或什么织造府“西园”，而是杭州接待康熙南巡的西溪山庄及其附近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因此，“芹溪处士”和“老明公山子野”就是洪昇以自己的经历创作《石头记》，以故乡西溪风光描写大观园时的托名。
自从脂本《石头记》发现以后，根据脂砚斋批语人们都知道，《石头记》的作者是个叫做“芹溪”的人，评点者有“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脂砚斋经常在批语中透露“芹溪”创作此书时的一些情况，并且披露书未作完，“芹溪”（简称“芹”）就“泪尽而逝”了。从胡适先生到当代诸多红学大师，都把这个“芹溪”当做曹雪芹的另一个字或号，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胡乱推测。他们推测的根据，是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出现了一个“曹芹溪”，因此认为这个曹芹溪就是《石头记》作者曹雪芹。时至今日，尽管当代红学家偷着装死鸭子嘴硬，但《春柳堂诗稿》作假案早已真相大白，这条孤证早已失去了证据效力。即使诗稿中真有一个曹芹溪，那也只能是嘉道以后的人物，与乾隆朝的曹雪芹绝不是同一个人。因此，把脂批中透露的《石头记》作者“芹溪”说成是曹雪芹，根本就站不住脚。
笔者考证，这个“芹溪”，就是洪昇在文学创作中使用的一个笔名（或化名、托名）。洪昇早年为孙郁（托名苏门啸侣）所作《天宝曲史》校对文稿时，就曾使用化名“芹溪居士”。前几年发现的所谓“曹雪芹折扇”，其实应为“芹溪折扇”，乃是洪昇在国子监时的同窗好友林之枚书赠“芹溪尊兄”的，这个“芹溪尊兄”就是洪昇的化名。在创作《石头记》时，洪昇托言“石头”，脂砚斋批语透露石头就是芹溪，这个芹溪只能是洪昇的别署。以上详见笔者文章《芹溪考论》、《再考芹溪》、《洪昇与石头》、《曹雪芹折扇探源》。“脂砚斋”和“畸笏叟”分别是洪昇之妻妾黄兰次和邓雪儿，详见笔者文章《还原脂砚斋的真面目》、《脂批透露的洪昇夫妻生活考》、《稗畦草堂·四婵娟室·脂砚斋》。
洪昇作为《石头记》的真实作者，他为什么要为自己取号“芹溪”，并托名“老明公山子野”来筹划建造大观园，其中有什么隐秘呢？“芹溪”和“山子野”有什么来历，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所谓“芹溪”和“山子野”，乃是同一个人，“山子野”是他的名字，“芹溪”是他的雅号。这个人不是《石头记》创作时期的当代人，而是一个著名的古人，即南宋时期的著名隐士“芹溪处士丘子野”！洪昇创作《石头记》时隐去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刻意以古人“芹溪处士丘子野”为自己取号托名。所谓“山子野”，应该就是“丘子野”，山丘二字同义，《石头记》作者不过是故弄玄虚改“丘”为“山”罢了。丘子野，名義（某些典籍又作邱義，乃后人讳丘为邱的产物。古代丘姓一直为“丘”，直至雍正年间，为避孔子讳，方改“丘”为“邱”。洪昇在世时尚未避讳），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乃其号。因隐居在福建芹溪六曲，人称芹溪处士。生于建炎二年（1128），卒年不详。丘子野是南宋著名儒士兼隐士。
据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记载：丘義，字通济，一字仁卿,号子野。建阳人。隐居不仕。颍敏嗜学，该贯子史，尤邃于易。与朱熹友善，常相往来问答。有《易说》传于世，及诸诗赋序铭，墨迹皆存。熹为书“芹溪小隐”匾其堂楣，作诗序赠之，又著《復斋铭》，并《芹溪九曲》等诗以贻之。其隐居地便在福建的“九曲芹溪”之第六曲。有朱熹之《芹溪九曲棹歌》为证，其第六首为：
六曲溪环处士家，鼓楼岩下树槎枒。
潭空龙去名常在，时见平汀涌白沙。
这个“溪环处士家”什么样呢？朱熹另有《丘子野表兄郊園五詠》描绘其地的清幽怡人，以及丘子野避世耕读期间的情景：
欲識淵明家，離離踈柳下。中有白雲人，良非遯世者。【柳】
結楥遂芳植，覆墻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下醉。【荼蘼】
移自溪上園，種此墻陰路。墻陰少人行，來歲障幽戸。【竹】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芭蕉】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耡。【蔬圃】
南宋诗人叶善夫题咏的《芹溪八咏》，也证明了朱熹的记载，其一为：
芹溪处士古人风，宝剑尘埋未化龙。
旧隐至今名不朽，扁题元出紫阳翁。
《石头记》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处士”，又刻意将书中大观园的建造者命名为“老明公山子野”，与芹溪处士丘子野恐怕很难说是无意的偶合，必然是有意而托名。大观园的建造者也就是《石头记》的作者，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义的。《石头记》肯定不是南宋时期的作品，那么，《红楼梦》和大观园为什么一定要托名“芹溪处士丘子野”，来充当作者和筹划建造者呢？
三． 丘子野乃是朱子（朱熹）的表兄
芹溪处士丘子野这个人，历史上并不是名气很大。丘子野之所以出名，大概主要是托赖当时一位著名的历史大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明道学的创始人，也是南宋以来阐释儒家学说的最高权威。在封建社会的仕途经济时代，朱熹学说乃是科举考试最权威的答案，是任何仕子入仕必须尊奉的金科玉律。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因故乡有紫阳山而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后世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叶善夫《芹溪八咏》说“芹溪处士”的“扁题”出自“紫阳翁”，这个“紫阳翁”就是指朱熹。那么，朱熹又为什么要为丘子野题写匾额“芹溪处士”呢？原来，他们之间是嫡亲的表兄弟关系，“芹溪处士丘子野”乃是“紫阳翁”朱熹的亲表兄。当年两家过从甚密。
朱熹曾为表兄丘子野作《芹溪丘氏宗族谱序》，可见丘朱两氏不仅为亲眷且相知甚深。朱熹还曾为丘子野《论语纂训》作序，可知丘氏曾钻研儒学，为有成之儒士。《朱文公文集》（全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亦称《朱子大全》）载有朱熹与其表兄丘子野唱和诗多首及书信多封。卷一有《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诸诗，《朱熹集•遗集》卷一有《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诗中说：“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窗几列琴书，庭皐富花木”。“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这就是“扁题元出紫阳翁”的出处。
四．《石头记》作者也是“朱子”的表兄
“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熹的表兄，与《石头记》作者托名“芹溪处士”、“山子野”有什么关系呢？《石头记》作者创作此书，本意是为“闺阁昭传”，就是为“蕉园十二钗”作传，使其事迹不致“淹没无闻”。《石头记》一书以“红楼”譬喻富室闺阁，以“爱红的毛病”象征作者与姐妹们的青梅竹马关系。把“蕉园十二钗”等红楼知识女性譬喻为“红子”，亦即“朱子”，是情理中事。既然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子”的表兄，洪昇也是“蕉园十二钗”的表兄，自称“芹溪处士”，托名“山子野”，可谓事出有因。
《石头记》中曾经将众姐妹比喻为“朱子”么？确实有此迹象。书中写探春、宝钗代凤姐理家，宝钗向探春提起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探春笑道: “虽也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哪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然后就是二人关于“姬子”的一番有趣争论。这里的“朱子”和“姬子”，显然都是作者对红楼女子的有意比附。
读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异议：你这样分析不纯粹是穿凿附会么？能拿出过硬一点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么？且不要着忙，虽然历史废墟下掩埋的史实很多，但只要仔细搜寻，证据还是有的。《石头记》中十二钗之首为林黛玉，林黛玉的生活原型乃是蕉园诗社之台柱子林以宁。林以宁工诗文，善画梅竹，一生多愁善病，“诗怀偏与药囊亲”，著有《墨庄诗钞》、《墨庄词余》、《墨庄文钞》和《凤潇楼集》。从其著作之命名看，多以“墨庄”名之，这就与丘子野的表弟朱熹之文章发生了意义上的关联，或者说林以宁干脆就是按照朱熹的义理命名自己著作的。
朱熹与“墨庄”有什么关系么？原来，“墨庄”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南唐进士、宋初任刑部员外郎、江西人刘式，一生为官清廉，酷好读书，藏书甚富。刘式死后，夫人陈氏训诫诸子：“你们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田产，只遗书数千卷，我们这个家可称之为‘墨庄’。希望你们好好继承墨庄这份珍贵的祖业。”刘式诸子遵从母训，刻苦攻读，最后都学有所成。以此“墨庄”一词在士大夫间传为美谈，陈夫人亦被人们尊称为教子有方的“墨庄夫人”。朱熹应墨庄刘氏后人之请，曾专写了一篇《墨庄记》以纪其美，还曾作《墨莊五詠》歌颂之：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墨莊）
窗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遽心惻。（冽軒）
幽人本何心，偶此翳環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遍寰宇。（静春堂）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玩易齋）
倚杖臨寒水，披衣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君子亭）
因朱熹的诗和《记》，墨庄得以名扬千古。林以宁将自己的诗集、词集、文集均命名为“墨庄”，显然是受了朱熹的影响。洪昇是林以宁的表兄，丘子野也是朱熹的表兄，在“墨庄”一典上，必然产生意义上的关联。洪昇撰《石头记》为姐妹们“闺阁昭传”，见到表妹林以宁的“墨庄三卷”，联想到朱熹的墨庄《记》和《诗》，遂以朱子之表兄“芹溪处士”作为作者署名，以“山（丘）子野”作为大观园之建造者，不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么？
四． 丘子野与洪昇都是避世桃园的隐士
洪昇将自己取号“芹溪处士”，托名“山子野”，当然不会只有“朱子的表兄”这么简单，其中还必然有更为深刻的内涵。洪昇以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十二钗结社时的活动场所蕉园，作为《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创作原型，并让“老明公山子野”作为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那么，洪昇的故乡西溪与丘子野隐居地芹溪，就必然要要产生意义上的必然关联。
大家知道，洪昇一生“耽搁花笺彩纸”，热衷于言情文学创作，对仕途功名不感兴趣。但在“百年望族”败落时期，曾经被家庭逼迫到北京国子监求取功名。在此期间，由于“国丧”期间聚众演出《长生殿》，受到朝廷“斥革下狱”的严厉处分，终生“无材补天”失去了仕途前程，导致百年望族落得一片茫茫白地。狼狈逃回故乡杭州之后，一直隐居在西溪的名山胜水之中，并始终以隐士自居。
洪昇与蕉园姐妹们的故乡，在杭州“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西溪，“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历史上一直被视为高人隐士的隐居之地。当时著名才女徐德音在林以宁《墨庄集后序》中有句“溯伊人于苍葭白露之间，兹焉觌面倾心”。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西湖梦寻》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西溪：“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园,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余友江道阗有精舍在西溪,招余同隐,余以鹿鹿风尘,未能赴之,至今犹有余恨。”张岱所说的在这里隐居的江道阗，当为洪昇表兄兼连襟江喻封的本家长辈。由此可见，西溪在文人雅士心目中，乃是“避世如桃园”的最佳场所。
在《红楼梦》描写大观园景致时，脂砚斋批曰:“门前一片横塘水乎？”红学界对此均感觉大惑不解。因为“门前一片横塘水”乃是吴梅村《圆圆曲》中的诗句，所描绘的乃是陈圆圆故乡苏州的景色。于是，某些学者便据此推测《红楼梦》作者为吴梅村。其实，江南水乡，“门前一片横塘水”景色比比皆是，不独苏州为然。洪昇的故乡西溪，所在地河网纵横，门前河水名称便为余杭“塘河”，也有一处小地名曰“横塘”，正所谓“门前一片横塘水”也。吴梅村《圆圆曲》当时传颂天下，《红楼梦》创作时，借此句形容西溪风光，亦可表达洪昇创作时与吴梅村相同的心情，可谓恰当。
洪昇之所以将自己的隐居地西溪与丘子野的隐居地芹溪加以类比，除了山水形势上的类似之处外，更重要的在于都是隐士高人隐居的处所。朱熹在《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就描述道：
欲识渊明家，离离疏柳下。中有白云人，良非遁世者。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耡。
南宋诗人叶善夫的《芹溪八咏》中也交代：
高人栖隐向山林，林壑幽清绝俗尘。
当日武陵人已老，谁知犹有种桃人。
由此可见，他们都是把芹溪作为高人遁世栖隐的桃源武陵看待的。洪昇一生都把自己同唐伯虎、柳耆卿类比，视为隐居遁世的陶渊明一类高人，因此，将自己的隐居地西溪比喻为丘子野隐居的芹溪，将自己托名“芹溪处士丘子野（山子野）”创作《石头记》，就势所必然了。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类比之处，就是洪昇与丘子野不仅同为隐士兼处士，而且在善饮方面有相同的嗜好。洪昇的善饮在当时是小有名气的，而丘子野善饮，也因朱熹之《奉酬丘子野表兄飲酒之句》而名扬后世:
微褐不充體，寒夜懷重衾。
古來窮廬士，歲暮多苦心。
苦心亦何爲，世路多崎嶔。
不藉盃中物，離憂坐自侵。
舉杯當勿辭，何爲復沉吟。
醺酣遺所拘，神慮契遐襟。
荒湎思前戒，歡謡發清音。
雅唱一何高，仰酬非所任。
申章聊叙報，洪量亦余欽。
两个饮中八仙一类的“高士”人物，同处于“窮廬士”之境地，同感于“世路多崎嶔”，同藉“盃中物”以抵御“離憂坐自侵”，这么多相同的感受，洪昇以“芹溪处士”和“老明公山子野”自居，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五． 托名山子野的洪昇就是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
《石头记》中的大观园是为了接待元妃省亲而修建的，同时也是十二个姐妹先后结成“海棠社”、“桃花社”（女子诗社）的场所。这绝不是作者灵机一动的任意虚构，而是有真实生活素材的文学创作。洪昇故乡西溪的蕉园，本来就是蕉园姐妹们先后结成“五子社”、“七子社”的场所，后来又被高士奇改建为西溪山庄，用来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大家都知道《石头记》是“借省亲写南巡”，但很少有人知道，《石头记》中写姐妹们在这里结“海棠社”和“桃花社”，有真实的“五子社”和“七子社”作为创作素材。
西溪山庄的前身为柴庄，明季柴云倩隐居于此。柴庄碧涧绕门、白云入室，周围种梅竹数亩，有竹楼花榭、月影泉声之美。柴云倩著有《梅花绝句》，其女柴静仪与同里闺秀冯娴、钱凤纶、林亚清、顾启姬等在这里结“蕉园诗社”，互相唱和，在清初传为美谈。后柴家因家道中落，遂就将柴庄变卖给暴发户高士奇。高士奇购到手之后，加以扩建修茸，将柴庄改名为“西溪山庄”，并用于接驾。康熙皇帝驾幸后赐‘竹窗’二字，高士奇制匾高悬，并令宫廷画家禹之鼎绘成《西溪山庄图》，今存。
清雍正朝李卫、傅玉露所著《西湖志》，详细记载了高士奇西溪山庄的地理位置、园林景色和建筑格局：（西溪山庄）在东岳庙之西。由思过桥入径，古梅翠竹夹岸排立，外环河水澄澈可鉴。稍北有亭，曰花宇。度石桥，有六角亭，曰放鹇。过西则松梅藤竹益复奇古，有屋，曰竺西草堂。堂之南有亭，曰古香。又进，曰一枝巢。旁小石兀立，合形构宇，曰曳霞轩。又东，曰抱孙居。又北，曰临流草堂。门环曲水，贞木间之。旁有屋，曰独醒斋。又西南，曰捻花书屋。过一枝巢，曰自在窝。面清池，三四亩，两岸梅益蒙密，有屋，曰保丹斋。又东，木香十数架，与梅竹互植。进此曰筏喻，有小楼，曰云心。阁楼西下，梧竹环列，曰来凤轩。其上曰皆春阁，小屋曰啸月。啸月之西曰桐荫山房。山房西小墙内栽怪松数百本，有门曰北峙。度小石桥有亭，曰嘉植。亭极宏敞，远可四望，复饶桃杏之胜。沿地叠石，被以牡丹，有亭，曰鼻功德，外顔曰自得泉。又北，梅石池岛，更益前观。有木桥，曰西园。有门，曰柳暗花明又一村。墙内屋曰听松，曰和鸣书屋，计地广七十亩，池半之梅约五六百本。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石头记》中对大观园的记叙：根据第十七回贾政携宝玉游园的叙述，潇湘馆是“第一游幸处”，从潇湘馆开始，计有稻香村、暖香坞、藕香榭、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芭蕉坞、蓼汀花溆、蘅芜苑、大观楼、水闸桥梁、清堂茅舍、石垣、花牖、山下幽尼佛寺、林中女道丹房、长廊曲洞、方厦圆亭，最后才达怡红院。与《西湖志》所载何其相似乃尔。
从西溪山庄中一些园林建筑的名称看，蕉园姐妹们当年结女子诗社时，很可能也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每个姐妹各居住一处建筑，并以建筑名称为自己取雅号，出诗集。洪昇早期出版的诗集名为《啸月楼集》，所对应的应该就是西溪山庄中的“啸月楼”。大观园潇湘馆的原型，应该是西溪山庄中的“来凤轩”，当然也与林黛玉原型林以宁诗集《凤潇楼集》有关，所以《红楼梦》中要为这里题名“有凤来仪”。大观园蘅芜苑的原型，应该是西溪山庄中的花宇（古香楼），不仅蘅芜苑与花宇同义，而且薛宝钗原型钱凤纶的诗集，就取名为《古香楼集》。大观园稻香村的原型，自然就是这个蕉园中的抱孙居了，李纨的原型柴静仪出阁前住在这里，并为自己的闺房取名“凝香室”，这里本来就是其父柴云倩的别墅蕉园，是姐妹们结社吟诗的处所，应无疑问。
洪昇在《红楼梦》中对这里景物的描写如数家珍，除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故乡，是当年他与蕉园姐妹一起吟诗作画的天堂，必然谙熟于心而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洪昇似乎亲自为高士奇筹划建造过西溪山庄。洪昇与高士奇是终生的老朋友，康熙三十年之后，二人又在西溪和孤山比邻而居，洪昇故居在西溪洪园，晚年所居稗畦草堂在孤山，高士奇居住在西溪山庄，互相来往十分密切。康熙二十八年高士奇接驾前，在蕉园的基础上改建西溪山庄，很可能请洪昇代为筹画制度。洪昇家族的洪园在明末清初是西溪最豪阔漂亮的园林，洪家有修建园林的丰富经验和文化素养，洪昇此时“闲且惫矣”，应老朋友高士奇之请，代为筹画起造，建成后又一起题咏吟诗，应是合乎情理的推测。这似乎也是洪昇在《石头记》中托名“山子野”筹划建造大观园的重要原因。
2007年11月18日初稿
2011年3月27日修订
第十六回贾府营造大观园，书中写道：“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最要紧处和贾赦商议商议便罢了。”
赵国栋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仿照了北宋艮岳。艮岳位于北宋都城汴京的东北隅，集全国园林之大成，“凡天下之美，古今之盛在焉”，堪称园林之大观。宋徽宗曾写《艮岳记》，元春对姐妹说改日做《大观园记》，可做对照。元人郝经诗云：“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原来是石头。”《石头记》书名也当是取意于此。北宋艮岳奢华之至，引起“花石纲”与水浒英雄的逼上梁山故事。后来金国围攻汴京，艮岳毁于一旦。
赵国栋先生还认为，《红楼梦》有贾妃，南宋也有贾妃。南宋贾妃的父亲叫贾涉，《红楼梦》贾妃的伯父叫贾赦，也可以对照。《石头记》的贾家有东西二府，大观园是由荣国府后花园与宁国府会芳园合并后建成的，宋理宗赐给贾似道的“集芳园”，应该就是《石头记》中东府“会芳园”的原型。
北宋亡在徽宗，南宋亡在贾似道，都是历史判定的败亡“直接责任人”，可见元春与贾政对大观园的“奢华”之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防微杜渐之语。红楼作者肯定是个戏剧家，因为红楼故事大都是在大观园里演出，可见，大观园是红楼兴衰四幕剧的布景！
关于大观园原型的地点历来有北京、南京之争，近来又加入洪园说、水西庄说等，真是热闹非常，但都可以归结为：瞎子摸象，自圆其说。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通过《华商报》宣布：毕生研究大观园原址－－北京恭王府69年，仍无奈地承认“大观园”主人仍不可知。这让我们想起红学显贵俞平伯晚年的醒悟：胡适有罪，高鹗有功！
我们还是回到文本，再来看看大观园的设计者，书中说“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这句话让各路红学家都一头雾水，因为作者不写其姓，由不得大家有十万个猜想了。那么，这个“山子野”的历史原型究竟是谁呢？我们找到了明末清初上海松江的三位著名园林大师。
施绍莘（1588—约1627），字子野，号峰泖浪仙，上海松江人。有俊才，怀大志，因屡试不第，于是放浪声色。建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西湖、太湖间。他兴趣广泛，除经术、古今文外，还旁通星纬舆地，善音律，一生所作以散曲及词著名，有《秋水庵花影集》传世。
张南阳（1517—1596），又名张山人，上海松江人。始号小溪子，更号卧石生。张南阳的父亲是位画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在绘画上很有天份。后来，张南阳对筑园颇感兴趣，常以一个画家的手法来表现园林之美。据陈所蕴的《张山人传》记载，经南阳叠的假山，竞可做到随地赋形，千变万化，巧夺天工，如同自然。他擅长运用无数大小不同的黄石，将它组成一个浑成的整体，具有真山真水之气势。张南阳晚年有三大杰作：豫园、弇山园、日涉园。
《红楼梦》大观园设计者“山子野”的历史原型是谁？
（张南垣）
张南垣（1587—1671年） ，名涟，字南垣。上海松江人，中年后迁居嘉兴。他从小有绘画天赋，师从董其昌学画，良好的绘画功底为张南垣日后的叠石造园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将画理融于园治，每置一景，常常别出心裁，巧夺天工，宛如山水图画一般，从此声名鹊起，江南不少名园就出自他手。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他先后在松江、嘉兴、江宁、金山、常熟、太仓一带筑园叠山，史书记载由他营造或参与督造的名园有十余处。除无锡寄畅园外，太仓的南园和西园，嘉兴烟雨楼的假山，苏州的东园，山东潍坊的偶园，上海的豫园，以及皇家园林畅春园、静明园、清漪园和京城西苑中南海等处假山，都是他的代表作。
张南垣是继张南阳之后又一园林大家，张南阳建造园林的特点是石包土，而张南垣的特点是土包石，更加浑然天成，这正是《红楼梦》大观园的特色：见水，见木，见月，石头是个点缀。张南垣是吴梅村的朋友，吴梅村曾写几首诗调侃张南垣，并且为其写了《张南垣传》。
《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的“老明公山子野”很明显是两个园林专家名字的组合：“山”为“张山人”张南阳，“子野”是施绍莘的字“子野”，独独少了与南园、梅园、寄畅园有直接关系的张南垣，可见吴梅村故意抹煞张南垣的功劳，也是有意为张南垣的子孙避祸。如果有文字狱的话，下狱的是张南阳、施绍莘的嫡系，可见吴梅村对朋友之爱护也。退一步说，就是清朝当局查到了张南阳、施绍莘，他们早已经过世，也对其子孙无大碍也，可见吴梅村之用心良苦，真真“天下第一苦人”也！
《红楼梦》大观园设计者“山子野”的历史原型是谁？
（张南垣设计的乐郊园）
大观园的原型探秘，还是越原始的越正确，后来的赝品再华美，也不是原装！刘梦溪老师说：“因为大观园是生活中实有，还是作者虚拟，历来是聚讼最多的红学课题，抓住此一问题详加论证，有助于追溯曹雪芹艺术构思的特点和创作思想。”
关键是这个课题需要考证到底是南京还是北京吗？没有必要，因为学者的考证与作家的演绎根本就不在同一频道，如果拘泥于一地，再完美的考证也只是附会！周恩来从和谐的角度说：“要说人家是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
某地园林可能是大观园的原型之一，但大观园绝对不仅仅是那一地！正是“白马是马，白马非马”也！还是红楼点评家俞平伯先生说得好：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
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胜过历史，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热销就表明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大观园在国人的心目中是最美的园林，胜过眼前的园林。红学家拘泥于南京、北京等某地，就是对小说意象的审美破坏，你可以说白马是马，但说马是白马那就是可笑了。也就是说某地园林与大观园有些雷同或者相似，但大观园不仅仅就是此地，还有其他园林的特色！
《红楼梦》的“秦人旧舍”让周汝昌一头雾水，那是他拘泥于作者是曹雪芹、把大观园看作是恭王府造成的，如果把大观园看做中华园林，把偏居的“秦人旧舍”看作汉人或明人躲避战乱的藏匿地，那就豁然开朗了！周汝昌说：“考察一个课题，需要智力、学力、识力、悟力以及感受、敏性和灵性，缺一不足成为学问。最忌的是无知、幼稚、浅薄、半通不通、狂妄自是。”而他自己则把大观园拘泥于北京，把批者锁定为史湘云，不仅自己爬不上空中的大观园，而且“狂妄自是”地认为脂砚斋肯定是个美眉。白马非马自是辩论，但很适用于红楼研究，一辈子钻牛角尖，误己更误人！
赵国栋先生提出的宋徽宗的“艮岳”与贾似道的“集芳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奢靡”，结果是“亡国”，这同时也是《红楼梦》大观园从“歌舞场”变成“瓦砾场”的宿命！《红楼梦》作者吴梅村有感于明朝、南明败亡，让“老明公山子野”设计建造了大观园，这奢华的大观园最终成为废墟一片。作者感慨明朝和南明的灭亡，这又何尝不是对清朝败亡的预写与诅咒？当然，后来的清朝历史并非如此，但从汉文化的角度来看，万园之园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正是印证了这一预言！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以攻为守，是可敬的。红学家在“曹家庄”做鬼打墙，是作茧自缚，是可笑的！把持曹学而垄断红学，必将是螳臂当车。学术是天下公器，再不能由着几个所谓的新红学家披着掘墓考证的科学外衣抑制红学的人文“科学发展”了！
2009年10月
（本文由陈斯园授权至真斋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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