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 味 粮 票
品 味 粮 票品味粮票
岁月的印痕已经抹去了往日的记忆，今日的和谐给人们的脸上涂满了绚丽的色彩。写下这个题目，也许你会感到不可思议。我却觉得这种虚无的品味刻骨铭心，远比享受香茗、特酿、佳肴的感官味觉令人回想悠长，永世难忘。
在我所栖身的这座小县城里，人们对过年的期待和向往远远高过大中城市。从腊月开始，年味愈来愈浓。街市上匆匆而过的人突然变得大方和慷慨起来，几乎见了什么买什么。老辈的人说，那是被腊八粥吃糊涂了。受这种气氛所感染，我和妻子也开始了大采买活动，盼望女儿回家过年。一直到腊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女儿才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从北京回到千阳。我们和女儿分别已经一年多了，尽管经常通电话，发短信，但是，面对面的相聚绝无仅有。看到她们母女相见时的那种激动，那种爱怜，我心中涌上一种浓浓的暖意。妻子背过女儿对我说：“咱们今年提前过年，不一定要等到三十那天才开始。她爱吃的饭菜，就给她全部做一遍，让她吃好，把馋瘾过饱。”天下父母的心都在儿女身上，他们恨不能把自己的心给子女吃了。他们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说我怎么爱你的话。他们用自己的心灵和行动在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自己心中的宝贝。我自然是同意妻子的安排，变着花样给女儿调剂饭菜，谁知道她并不像从前那样有胃口了。以前吃不够的肉丸和所有的蒸菜，她几乎不动筷子，反倒对杂粮和家常饭菜情有独钟。她认为杂粮是最好吃的，比白米细面要好吃得多。看到我们的辛劳换来如此的尴尬，我感慨万千，我对妻子说，明年简单过年，不用这么辛苦了。
春节长假，除过走亲戚和招待亲戚，余下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我让女儿帮助我整理我的收藏品。我笑着对她说，以后你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就把这些东西卖掉。爸爸在百年之后也不想看到你受作难。女儿不以为然，她搂住我的脖子说，怎么会呢。我们这一代人要比你们过得好，过得有品位。其实，我的收藏品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是一些过去的邮票、钱币、藏书和字画。我原本没有打算收藏粮票的，生活的警示和时代的变迁，却使这叠至少二十三年前的粮票躺在了我的收藏柜里，被后来人当成了稀奇。女儿拿起这捆被皮筋扎起来的小纸片，不解地望着我：“爸，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粮票。”“它做什么用呢？”她是不明白，她出生于1982年，在她10岁的时候，粮票就作废了。我告诉她早先买粮买饭是离不了粮票的。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里，粮票在某种程度上比金钱还重要。望着这种二寸长的小纸片，望着女儿茫然的眼神，品味粮票曾经带给我们的生活景况，过去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面前。
品味粮票
1970年的冬天，虚岁只有16岁的我，从天台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走了出来，我跟着招工的人走进了县城。为了减轻父母的重负，我想提早自食其力。我被分配到县电信局报房跟班学习，担任报务员。每月工资24元，灶上扣掉伙食费12元，我将剩余的12元钱交给父亲，让他给母亲看病。那时候，粮食紧张，干部每月定量供应30斤，还搭配40%的杂粮。个人吃饭也必须计划好，想好了再吃，否则到了月底全部成了杂粮票，就没有办法到灶上去用餐。
我们报房只有三个报务员，谁下了夜班这一天谁就负责送电报。单位食堂在报房的南侧，中间只隔着一个井房。那时候，机关也吃两顿饭。早饭是0830，午饭是1530，相隔的时间很长，中午饥饿的时候，只能到街上的经营性食堂去吃饭。当时，在东大街中段与水桥南巷相接的转弯处，有个蔬菜门市部，旁边有个国营第四食堂，里面卖素面条，每碗8分钱，要交2两粮票。一片锅盔，4两粮票，一角钱。在那个栖惶的岁月里，我的业余时间除了自学以外，和许多人一样，要忍受饥饿的熬煎，要想法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我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的中午，烈日似火，地面滚烫。我骑着自行车去西河沟口送电报，意外地在瓦窑坡遇上了来进城的父亲。他背着半口袋小麦，从我家乡的北山脚下，翻过两架沟，走了25里路，来到南山河畔的县城。他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咳嗽着，把口袋放在土台上歇息。我发现他那件用尿素袋子改做的衬衫后背上，被汗水浸透了，衣服紧贴在他的脊背上，像一张纸放在水盆里一样。他的脖颈和脸上汗珠不停地往外渗。他靠在粮食装子上，微微地伸着腰，笑着告诉我，他从小队、到大队、再到公社，已经开好了介绍，他背这半袋子小麦是准备到粮站去给我换一些粮票，让我肚子饿了就到街上去买饭吃。他说他晚上睡不着，梦见我喊肚子饥。
望着父亲慈祥的面孔，我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我嗔怪他不会等生产队的马车上街时捎到县里来，让自己受这么大的罪。父亲没有说什么，依旧望着我笑着。他觉得见到自己的儿子平平安安的，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他吁着气放心了。我忽然感到泪水在自己眼眶里打转转，差一点哭出声来，心里十分难受。我把小麦口袋抱过来，放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和父亲说着话，一块来到城关粮站，把粮食卖了。人家扣杂折算，只给了22斤陕西省通用粮票。父亲用满是老茧的手掌，把粮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用手在开口处压了压，他拨着我头发上的麦衣，缓缓地说：“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要吃饱。不要节省粮票，用完了我再给你换。”
我把粮票掏出来，给自己留了5斤，把其余的向父亲递去，我想他经常外出，也是要用粮票的。父亲没有接我递过去的粮票。他说他外出的时候，背着我母亲烙的干粮，有一碗开水或者面汤就行了。父亲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有闲暇时间就学习。
他把空口袋折起来夹在腋窝下，拍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要上路回家。我急忙拦住他，想叫他到我的单位去喝口水，歇歇脚。他说要赶回去犁地，他就这样急匆匆地从八腊庙的套口动身上路了。
望着他脊背上白花花的汗渍和瘦弱的躯体，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视线模糊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怕别人看见，急忙躲进了一个土墙围着的角落，背对着外面，久久难以平静。
从那以后，我把粮票看得非常贵重。我坚持每天吃6两粮，省下4两，月底让伙食管理员退给我粮票。中午肚子饿了，就到蔬菜门市部去买些黄瓜和萝卜充饥，我想这样，父亲就省得经常为给我换粮票而奔忙了。
在我们局里，为粮食不够吃而发愁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记得电信和邮政合家以后，邮政局当时有一个机要员叫郭存财，是西关后店房人，他的家属是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27斤的粮食定量。有一年春荒的时候，他家来了两个外地的什么亲戚，在家里住了三个月，寅吃卯粮，生活难以为继。老郭常常抱着头蹲在地上发愁。
乡邮员李孝儒给他出主意说，乘着夜色无人，晚上跑到农村去买粮。郭存财摇着头说：“我是党员，就是饿死，违反纪律的事情也不能干。”
后来，杨春荣局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安排文书魏拴牢开了介绍信，让郭存财到粮站去申请补助粮票。魏拴牢个子不高，人非常精明。他的眼睛不论是睁开或者闭着，都给人一种三角形状的感觉。他的嘴角两边有两个灸疮疤，是小时候值钱金贵的象征。同事们开玩笑把这个父母留给他的疮疤叫作永恒的钢印。
郭存财拿上介绍信以后，叫我陪他去粮站，他说我认识那里的人。我和老郭来到南关路南侧的城关粮站，找到主任吕崇太。他是吕家坳人，他儿子在云南祥云县当通信兵，和我是同行。我给吕崇太送过几次电报和信件，尚算熟人。
吕主任把我们让进大办公室里，安顿我们坐在条椅上。我把介绍给他递过去，他接过去看了一会儿，居然哈哈大笑起来。紧接着，从桌子上的蓝色墨水瓶里拿起蘸笔，在介绍上刷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我，他还在继续笑着，好象那发笑的惯性很难抑制住。我心想莫非他得了神经病，这有什么好笑的。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接过他批示了的介绍信一看，自己也忍俊不住笑了起来。原来这介绍写得是有些特别：郭存财同志家里来人了，粮食吃超了，需要补助粮票了……吕崇太的批示是：你的报告收到了，补助粮票没有了，你的了字太多了，请以后不要用了了。
回到局里，魏拴牢和李孝儒在值班室说闲话。我和郭存财也走了进去。李孝儒关切地问：“粮票批下了吗？”郭存财叹着气，没有言语，又习惯性地蹲在了地上，双手抱着头，不停地挠着头发。我把介绍信放在桌子上，端起杯子喝水。
李孝儒拿起介绍信一看，哄堂大笑，也口头续写起来：老郭一听气躁了，回去就把锅砸了，老婆娃娃不吃了……我把那张介绍夺过来撕碎扔到了垃圾簸箕里。我知道，这种无意的玩笑会给愁云满面的郭存财带来伤害，会使他觉得我们在看他的笑话。我们不能帮助他排忧解难，也不能雪上加霜啊。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深，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生活态度。吸取同事的教训，我下决心积攒粮票，到1981年国庆节我们旅行结婚时，我已经攒下了300多斤粮票，还有一些是包含菜油的全国通用粮票。我想为了我们将来的孩子不忍饥挨饿，还是老早有备无患为好。我为自己的积蓄而感到心里踏实。
谁知道，这种状况持续了时间不长，在1992年粮票就作废了，以后买粮也不需要拿粮本了。舍不得花的那些粮票没有用了。象征干部身份和城里人标志的粮票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的这些粮食积蓄变得虚无缥缈了，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种历史见证，它退出了消费领域，成了被废弃的回忆，甚至成了无用的东西。
倾听了我的叙述，女儿的目光似乎穿过了时空的隧道，她终于明白了父母在丰衣足食的今天，为什么舍不得把面汤倒掉，为什么不浪费一颗一粒的粮食。我以为品味粮票，就是品味今日的富足，不忘过去的苦涩；品味父母的真爱，不忘老人的养育之恩；品味春色的甘甜和美味浓香，永远不忘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
暂短的亲情相聚很快就结束了，女儿又踏上了东去的列车，赶回京城上班去了。我在妻子送别女儿的目光里，看出了她无言的嘱咐：咀嚼和感受人生的种种况味，来日方长，好好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
王维新（3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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