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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专题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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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0 02:3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石家河文化专题百科
石家河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 [1]  ,距今约4600─4000年。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此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多达五十余处。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青铜铜块、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陶器大部分为黑色,不过也有不少红色的陶杯和陶塑,是该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最北处可扩展至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 ,年代距今约4800~4200年 。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
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青铜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
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
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
所塑有鸟、鸡、猪 、狗、羊 、虎 、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

个体大小
陶塑个体均很小,有狮、象、虎、鸡、鱼、龟,还有人像。这些小塑像集中出土于窖穴之中,有祭祀的味道。
在埋小孩的瓮棺中,往往出有不少玉器,造型丰富,有人面、飞鹰、猪龙、蝉、璜、管等,雕刻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

文化差异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 ,随葬品百余件 ;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
钟祥六合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一般认为,该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地区经济状况
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之末至青铜时代早期,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
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至夏代统治的前期,曾一度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更具这种文化的代表性,故考古界统称之为石家河文化。

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和大寺,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枝江关庙山,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圻春易家山等。这种文化分布地域较广,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也较长。碳 14 测定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代。
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生产始终在稳定地发展着,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各部落继续在长江两岸从事水稻的栽培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不断吸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氏族部落的先进经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

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红烧土内夹有丰富的稻壳和茎叶,表明当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且产量较高。
许多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蚌镰、长方形带孔石刀都是实用的农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在稳定地发展。

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和鹿的骨骸,各地普遍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尤其在墓葬中大量出土,表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比较突出。
文化陶瓷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未见有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55个符号中,有1个位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 1个位于凹底陶缸的下腹部,1个位于高领罐的肩部,有2个发现于泥质灰陶残片(高领罐或碗)上,其余48个均位于大口陶尊的上腹部。
陶尊遗迹(报告②称JY,即陶臼遗迹)主要发现于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个遗址,其中肖家屋脊发现7处,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存数量3, 5件到10余件,除JY7是14件陶尊全部倒立于地面排成一条直线外,其余均是口底套接平放于地,排列成直线形和曲尺形。
排成直线的有2例置于长方形浅坑中,余均置于地面上,尊底有的完整,有的一律敲碎。
邓家湾遗址也发现了较多的陶尊遗迹,其中以AT302-AT304的一处规模最大,陶尊套接平放排成直线。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

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
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

玉器
石家河文化,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倍受关注。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像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

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凤
新石器时代玉凤,1955年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大径:4.9厘米
厚:0.6~0.7厘米
所处时期: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800~4400年)
出土时间:1955年
出土地点: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
收藏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石家河文化玉凤(湖北天门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龙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最大径3.8厘米、厚0.8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这种早期的龙的形象是猪咀蜷躯、有角无足,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相似。
【名称】:玉龙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
【文物原属(出土地点)】: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
【收藏地点】: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别称】:湖北第一龙
石家河文化玉龙(湖北天门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虎
玉虎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之一,类似器物在罗家柏岭、六合、肖家屋脊、枣林岗均有出土。从外观特征看,石家河文化玉虎分抽象和具象型两种。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 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该文化出现了如石家河遗址群 ,石家河古城等。
【名称】:玉虎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
【文物原属(出土地点)】: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
【收藏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别称】:湖北第一虎
石家河文化玉虎(湖北天门出土)

文化研究
良渚和红山,一南一北两大玉器文化闪烁的耀眼光芒,令石家河玉文化黯然失色,鲜为人提及。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石家河玉器如同远古的和氏壁,如果剥掉玉皮,其灿烂辉煌不亚于良渚,红山。在已出土的石家河玉器里,有这样几种可以反映其特点。

玉面人头像
分为獠牙和非獠牙两种。形状特点为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耳有大耳环,阔嘴。工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剔地阳纹,也叫压地或减地阳纹。这种工艺做一条阳线,首先要刻出两条阴线作为阳线两边的轮廓,然后在分别剔除两边多余的部分将阳线凸起,最后还要平整除去部分的表面,工序相当复杂。同时代的良渚以细如头发的游丝单阴线为特点,红山以宽而浅的U型粗阴线为特点,工艺远不及石家河玉器。后代商玉的双勾阴线只是石家河玉工艺的第一步;周玉双勾阴线加斜刀“一面坡”也只是石家河玉工艺的一步半。直到现代制玉也也因其工艺复杂,要求高而很少使用阳纹。
玉片饰
良渚的玉片饰边廓规整,内部镂空处图案多弯曲形;红山的勾云型佩,内部镂空和外廓采用“压底隐起”法。而石家河玉片饰则采用最先进的“拉丝”工艺方法,外廓起牙多,内部镂空多,留地少,而且多为规整直角。工艺和图案都媲美于红山,良渚。
喇叭形器
良渚的玉琮,红山的玉箍形器都曾令世人瞠目,但石家河玉喇叭更该让人感慨。这小小的喇叭,不但有琮和箍形器的内部掏膛取芯,还要内外配合,琢磨成喇叭形,并雕出数道阳纹圈,然后将器面平整抛光,其工艺强度难度远远高于红山玉箍和良渚玉琮。
玉虎头
说明石家河先人有崇虎习俗。虎头玲珑饱满,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工艺上集浮雕,圆雕,镂空雕于一身。这一高超的技艺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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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42:24 | 显示全部楼层
地理位置[url=]编辑[/url]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距天门市区约11千米,遗址区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在距今6500年即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 。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 。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分属石家河镇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 位于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原结合部的丘陵地带。遗址区东南距天门市区约11千米(240国道里程),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


石家河遗址(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


发掘历程[url=]编辑[/url]
湖北省博物馆石家河遗址出土文物展览
在1955年至1993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对该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具有典型意义。整个遗址除大自然的剥蚀外,没有遭受大规模、大面积的动土破坏,保存基本完好。从地面上看,石家河遗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较好,土城的城垣高耸地面,城周围的护城河清晰可见 [5]  。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冬,京山和天门县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进行调查,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了许多古遗址。1955年2月--8月,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了罗家柏岭、杨家湾(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其中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近1400平方米。这是江汉地区相当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以上考古资料没有及时发表,因而其学术价值也就长期未能被认识。从这时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再未进行新的考古发掘。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1978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试掘了邓家湾遗址,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谭家岭、土城遗址。1987年春季,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这几次发掘虽然规模都不大,但获的资料和信息却十分丰富。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历史图片

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严文明先生任队长,并从当年秋季开始,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其中肖家屋脊、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在组织发掘工作的同时,地面上的考古调查也在进行,并取得了重要突破。1992年,田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转入室内整理。经队长会议研究,决定在五年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三本考古报告。第一本为肖家屋脊遗址报告,由张绪球负责,组织荆州博物馆的有关专业人员编写。第二本为邓家湾遗址发掘报告,由杨权喜负责,组织湖北省考古所的有关人员编写。第三本为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和张弛负责,此调查报告已完成,发表于<<南方民族考古>> [12]  第五辑。肖家屋脊遗址的发掘带有抢救的性质。发掘前石家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将遗址的南端破坏了相当面积。为了部分解决其生产用土的困难,同时达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家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图三),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 [5] 2017年4月12日,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历次发掘第一次发掘是在1987年秋冬。发掘目的是为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作一初步的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主要是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进行教学实习的本科学生。辅导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朝洪、荆州博物馆张绪球、王宏。发掘方法是以土公路为界,将遗址分为东西A、B两区。发掘部位在A区的南端,紧挨取土地点。共开探方12个(编号AT1-12),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因此次发掘是试掘,故未对探方的编号作统一规划。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发现墓葬15座、瓮棺葬1座和灰坑39个,其中M7随葬品甚多,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第二次发掘是在1988年春季。通过前次试掘,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故决定继续配合取土进行发掘。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88届毕业生4人,天门市博物馆范学斌。发掘部位主要是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面。探方的编号采用象限法,由四位数组成。前两位数表示探方由南向北的座标顺序,后两位数表示探方由西向东的座标顺序。如AT0207(简写AT207),即表示探方的位置是在A区由南向北的第二排和由西向东的第7号,以后各次发掘均按这个体系编号。本次集中开探方14个(AT204-408),此外又在上次发掘区的南侧残存部分开了3个探方(AT13-15),发掘总面积425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了墓葬12座(M16-27),其中9座属新石器时代,3座属东周时期,同时发现灰坑12个(H40-51)。第三次发掘是在1988年秋季。参加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这次发掘共开探方64个(AT602-1017、1104-1117、1205-1217),面积1600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在A区的东端又发现土坑竖穴墓地一处,清理土坑墓20座(M28-47),并在同一地点发现瓮棺葬12座(W2-13)。发现一处大水塘,其东西长跨越7个探方,北端还不清楚。水塘的西南侧有少量瓮棺葬,东侧有较多的瓮棺葬,其中W6出大量精美的玉器。此外还发现灰坑39个(H52-91)、房基1座(F1)、土井一个(J1)。第四次发掘是在1989年春季。参加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孟华平,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学生7人,天门市博物馆周文。共开探方17个,发掘面积425平方米(AT1118-1120、1218-1221、1316-1321、1416-1417、1515-1516)。主要目的是在水塘东侧搞清瓮棺葬的范围,结果又发现瓮棺葬16座(W14-29)。从地层关系观察,有些瓮棺葬可能已被水塘破坏。此外还发现灰坑12个(H92-103)。第五次发掘是在1989年秋冬。这次发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学考古系87级学生的基础实习。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辉、张弛、冯先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学生内田纯子、小泽正人,湖北省考古所李天元、李文森、冯小波,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王福英、贾汉清、肖玉军,还有湖南省参加北京大学文博班的学员6人,共开探方37个(AT1202、1302、1313-1314、1401-1415、1418-1423、1503、1505-1509、1518-1522、1616)总面积约955平方米。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灰坑203个(H104-306)、房基4座(F2、3、5、6)、土坑竖穴墓3座(M48-50)、瓮棺葬46座(W30-73、75、77)、窑2个。进一步探明了水塘的范围和沿用时间。发现早期水塘被H230、H254打破,而水塘又打破了瓮棺葬。水塘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第六次发掘是在1990年春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何努、贾汉清、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应届毕业生4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张弛在进行石家河遗址群考古调查中,也抽时间参加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开探方22个(AT1601-1608、1704-1708、1804-1808、1905-1909、)总面积57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瓮棺葬3座(74、76、78)、灰坑86个(H307-392)。第七次发掘是在1990年秋季,参加人员有湖北省考古所林邦存、李文森、孟华平、李小华,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贾汉清、王福英,荆门市博物馆汤学锋,宜昌市文管会许发喜,湖南岳阳市文物队欧继凡。本次共开探方51个(AT1716-1724、1814-1822、1914-2218),总面积1275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发现灰坑134个(H393-526)、房基5座(F10-14)、土坑竖穴墓2座(M52-53)、瓮棺葬10座(W79-88)。第八次发掘是在1991年秋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郑中华、王福英、丁家元、肖华,仙桃市博物馆余立,省考古所技工金木清,荆门市博物馆龙永芳。此次共开探方40个(AT2305-2309、2405-2409、2612-2613、2805-2810、3006-3406),总面积100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在北侧新发现墓地一处,清理土坑竖穴墓19座(M54-72)、瓮棺葬1座(W89)、灰坑31个(H527-557)。 [4] 2014年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隔20余年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考古工作者对石家河遗址进行常态化发掘。2015年11月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发现过两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于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谭家岭发掘出的240多件玉器距今4000多年,造型别致,生动逼真,被专家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 [13]  据介绍,学界公认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减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其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 [14]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的数处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结束。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正式确认,石家河印信台遗址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15] 考古人员在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遗址进行发掘时,发掘出1175平方米的祭台及大量祭祀用套缸。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阶段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4300年左右。遗址群周边发掘出多具遗骸,部分瓮棺里发现了婴儿的遗骸,考古人员以薄沙将其覆盖,以示尊重。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史前考古部主任刘辉分析,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可能有用人做祭祀品的习俗,也有可能是尊贵的人死后才有资格葬在祭祀场所里。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是整个祭祀场所的核心区域,发掘区域发现多处套缸遗迹,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部分缸体上有刻划 符号,最长一处套缸遗迹有三四米长,有些套缸局部遭到破坏,仍可清晰看出其排列的基本规律。陶器虽然时间久远,但仍能清晰辨出色彩与形状。 [14] 2016年,在谭家岭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该城始筑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000年左右,也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羽冠持钺人物像等,都显示着它与中原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大量精美玉器的涌现、瓮棺葬的流行、龙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南北文化认同在那时初步形成。良渚文明衰落后,以石峁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相继出现,使文明又达到了新的高度。谭家岭古城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共发现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其最大的台基东西长30米、南北宽13米左右,全部由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经发掘发现,台基边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关遗迹。在低洼地还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陶缸上新见一些刻划符号。经研究,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除此以外,此次发掘还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尤其是在谭家岭遗址东部新发现了5座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瓮棺,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240余件玉器。这些玉器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出土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等制作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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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0:29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晚期比盘龙城青铜文化早300年左右,盘龙城青铜文化建成时间又比三星堆青铜文化早数百年。

安徽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安徽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

作者:向桃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

  来 源:《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及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关系的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不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应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所见三星堆文化因素不仅不是成都平原之三星堆文化向东发展的结果,反而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头。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夏文化;朝天嘴类型;路家河文化;三峡地区

26至27日,中国石家河文化玉器主题研讨会在天门隆重举行。来自全国50多位玉器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和权威学者齐聚天门,进一步深入探究石家河玉器文化。
市委副书记汪发良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会长侯彦成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这次大会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借助本次研讨会,交流切磋学术体会、介绍分享工作经验,进一步促进玉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刘辉等19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石家河玉器——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石家河玉器的新发现等为内容进行了研讨。研讨会进一步拓展了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研究成果,专家们一致认定: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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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4:16 | 显示全部楼层
基本架构演进轨迹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 [4]  ,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16]

传播空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聚落分布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生产状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防卫体系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财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宗教习俗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文化影响
石家河文化大厦,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参考文献
(1)石家河考古队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2)石家河考古队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4)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5)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学苑出版社,2006年。
(6)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考古价值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价值来说,石家河古城是中国目前已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类发展进步的宝贵文化遗产。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遗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内涵丰富,废墟形态保存较好,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外,还可以为海内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学人进行专业考察提供研究园地。众多的原始艺术品,堪称当时的艺术杰作,具有传承借鉴价值和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
从社会价值来看,石家河遗址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类在特定环境和阶段进行开拓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大量优秀历史文化遗存。该聚落由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为人们鉴古知今留下了生动、直观的实物教材,具有历史教育、科学教育功能。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实现科教兴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价值
就其经济价值而言,石家河遗址是国土资源中的重要人文资源,对提高地方知名度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品牌价值。其出土文物的造型、图案,不仅可供设计制作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直接产生经济价值;而且可以作为地方工农业产品的商标,具有较高的无形资产价值。
尤其作为珍贵的文物古迹,它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环境资源,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合理运用,可促进长江中游旅游业持续发展,为发展第三产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遗址地处华中,紧邻天门市中心城区,毗邻公路国道与铁路线,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强。对外可沟通邻近各地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区,形成旅游网络,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学术研究价值
此前考古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其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此外,在谭家岭遗址的瓮棺葬发现的一大批史前玉器,其琢玉工艺代表了史前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2015年12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对外披露,该遗址近日出土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2014年起,考古工作者时隔20余年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建筑遗迹时,于今年11月底至12月初,意外从高等级墓葬区5个瓮棺中发现了这些玉器。这批玉器类型丰富,有玉佩、玉铖、玉如意、玉管等,造型别致,生动逼真,有大耳环玉人、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评价称,这次发现的玉器数量之多让人惊喜,工艺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圆雕、透雕等技艺,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进步,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此外,此前在山西、山东等地高等级墓葬中零星出土有这类文化面貌的玉器,并不知来自何处。这次石家河遗址还发现有玉料、半成品等,可推测那些玉器应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制品。
此前学界认为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现在看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应该说是一个顶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发达的玉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对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历史地位
在距今约4600—4000年前,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地区,生活着一个庞大的聚落群体。这个聚落的居民,以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和变革图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 [18]  石家河文化以其丰富先进的内涵,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史前文化当中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境内,发现于1954年,从1955年起国家考古队先后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十多次。它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它在先秦以前5000年到3000年间,先后四次筑城。
第二,规模大。它的核心区域是4平方公里,覆射区域达到8平方公里,特别是遗址中心距今4800年的大都城,面积1.2平方公里,城垣周长5公里之多,当时就有3万多人在此居住,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可以称之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纽约城,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庞贝城。
第三,城市水平高。从考古发掘的情况可以看到,城内当时的城壕水系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内功能分区明显,有生产区、生活区、墓葬区、祭祀区等,城市功能较为完备。
近期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了石家河文化是“五个源头”,达到“一个巅峰”。即,它是中国城市文明,陶器文化和酒器文化的源头,应该是祭祀符号或文字的源头,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源头。除此之外,它是玉器文化的巅峰期和转折点。

石家河文化遗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史上的宝贵遗产。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石家河遗址在探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生活、社会性质、结构、人口分布、聚落发展演变过程,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中,具有不可替代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
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石家河遗址不仅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型城址,也是当时整个区域的政治中心。迄今考古资料表明,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仅湖北省境内就分布着天门石家河、天门龙嘴、石首走马岭、公安青河城等15处城址,大多距今约四、五千年。这一时期,中心聚落石家河进一步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着长江中游向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与黄河流域文化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11]
1956年11月,石家河遗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3月,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被国家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在2017年1月10日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大会上,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16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 [8-9]  [19]  ;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众微信投票活动于2017年4月8日凌晨结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夺魁 [20-21]  ;
2017年4月12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选结果在京揭晓,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入选。该评选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承办,堪称考古界的“奥斯卡”。经激烈角逐,石家河遗址成为评选中唯一当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项目。

保护规划 词条: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
石家河遗址发现之后,保护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5]  。
2004年12月,国家文物局派中国建筑设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调研、考察,作出了石家河遗址“十一五”规划和价值评估方案。国家文物局已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全国30处大遗址之一,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十一五”计划 [5]  和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23]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天门市人民政府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联合编制《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2004年11月已对遗址进行了现场调研,编制了《规划》立项报告,2006年正式编制《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规》,2007年底完成编制工作。

天门市政府按照湖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委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拟分三期目标进行实施。2009年国家文物局审定通过了《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把史迹展示作为一个重要容进行了具体规划,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石家河遗址展示园,具体包括石家河古城防御工程展示、城内建筑遗迹模拟展示、城外建筑 遗迹及墓葬发掘现场展示。
第二部分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示遗址出土文物以及各种遗迹复原模型。
第三部分是配套项目展示。包括摸拟考古园、仿古陶艺园、文物精品复制园等。 [18]
2016年10月9日,湖北省文物工作会议召开,湖北省决定将在九处国家级大遗址群上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九处国家级大遗址为楚纪南故城、龙湾遗址、盘龙城遗址、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唐崖土司城址、容美土司遗址、擂鼓墩古墓群。
2000年,湖北省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启动。目前,九处大遗址都被纳入中国大遗址保护项目库。龙湾、盘龙城、石家河、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完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十三五”期间,湖北将逐步建成以唐崖土司、盘龙城、龙湾、铜绿山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楚纪南故城、石家河、屈家岭、容美土司等4个国家级大遗址为骨干,禹王城、毛家咀、走马岭等若干省级重点大遗址为补充的湖北大遗址保护格局。 [24]
2017年,石家河遗址将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在向国家开发银行申报石家河景区的PPP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11亿元,与此同时,天门市排出了遗址公园建设进程表,力争在2018年挂牌,2019年对外开放,到2020年形成功能较为完善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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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5:49 | 显示全部楼层
震惊 石家河建城史 疑被考古专家虚了2745岁历史 图
文/卧马先生(李敦彦)

    学术腐败比官场腐败更可怕,名利之下,权威专家敢无中生有歪曲几千年历史,你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卧马先生云

震惊 <wbr>石家河建城史 <wbr>疑被考古专家虚了2745岁历史 <wbr>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图

震惊 <wbr>石家河建城史 <wbr>疑被考古专家虚了2745岁历史 <wbr>图

石家河印信台两组十三个并排的套缸遗址图
与楚国联合巴国、庸国、濮国、绞国、罗国、郧国、贰国、轸国、申国、邓国、鄾国、江国沈鹿会盟国数量相同图



与楚国联合十三个沈鹿会盟国数量一致的石家河古城城桓考古遗址十三个柱桩、柱洞位置图

震惊 <wbr>石家河建城史 <wbr>疑被考古专家虚了2745岁历史 <wbr>图

石家河谭家岭古城文化层 图





石家河古城与印信台之间 因为有城池之隔 柱桩、柱洞还原沈鹿会盟历史盛况图

    阅读201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网》、《湖北日报》等关于2017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天门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文章时,震惊的发现“天门市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以前,被认为是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的报道。原来读到的“石家河文化”都是铜石并用和史前时代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这次的报道比过去石家河文化的4600─4000年前一下又多出了1000多年?
    一个古文化遗址年代的断定,居然能够成千年跨越和论定,不知考古专家关于“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的能跨千年是以何为据论定的?
    石家河镇从古至今,历为古竟陵属地,是有历代史籍为证的。
    2016年因为发现天门和竟陵之名,是因楚竞平王之陵而名“竟陵”的天门市佛子山镇坟禁村及与楚武王“沈鹿会盟”等能够证明天门竟陵石家河历史的系列重大证据线索。发现天门市石家河镇从晚期的始称天门的历史,倒推到早期楚武王沈鹿会盟的天门、景陵县、竟陵县、竟陵郡、竟陵邑、公元前505年楚昭王迁都载郢、楚平王居秦溪之上、公元前540你楚灵王定都上郢楚都、沈鹿芍陂治水地、公元前704年楚武王沈鹿会盟完全证据链。     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这些有史可查,能够追溯的历史,都能够确切证明,从楚灵王定都上郢的公元前540年之前,竟陵的天门石家河没有建城的历史证据。天门市石家河镇,只有从公元前540年因为楚灵王杀侄儿楚郏敖自立,才有迁都和定都上郢天门石家河,在石家河建上郢楚都,建章华台的可能,连楚庄王下令孙叔敖沈鹿治水和楚武王沈鹿会盟时代石家河都不可能建都,所以屈指算来,公元前540年至2017年石家河古城最多只有2557年的建城历史。
    楚武王沈鹿会盟,是楚国在权国的权县、江国、州国、随国、郧国之边界的山野之地会盟诸侯国的,这是符合《左传》、《史记》、清华简《楚居》等楚国历史相符的。公元前540年时的楚灵王,因为楚武王在沈鹿会盟,楚庄王令孙叔敖治理沈鹿水患、孙叔敖封地等历史原因,始在孙叔敖封地的石家河东桥沈鹿定都上郢,大兴土木建筑章华台,楚平王卒葬于天门佛子山下,天门始得竟陵之名,楚昭王迁都上郢因是“楚武王载书会盟地”而称载郢,加上石家河古城遗址城桓前与沈鹿会盟国一致的柱洞、柱桩遗迹、与沈鹿会盟会盟国君王人数一致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玉人玉器、与会盟祭祀祭玉相符的套缸遗址、与僭位称王的楚武王相符的连体双人头像、具有不服周的楚武王特征的鬼脸座双鹰、玉鹰印等一系列能够确证楚武王沈鹿会盟历史等与楚史对应的历史遗迹,符合春秋时期楚国历史史实,足以证明竟陵郡治的天门市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的建城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公元前540年只有2557年。
    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刚刚学会使用石器工具为渔猎生活奔波,进人农耕时代的石家先民没有大规模建筑城池的需要能力和必备的历史条件。任何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都有文化层,石家河遗址虽然有早期文化层的遗迹,但不能证明这些文化层就是石家河建城的历史证据?最让人质疑的是证明石家河5300年建城历史的考古证据资料的玉人、玉器、瓮棺、套缸、柱洞遗址等,正是完全符合楚武王沈鹿会盟的遗迹证据,这不能不令人强烈质疑?
    从天门石家河所处的大别山麓的地理位置,东河西河等洪水汇集之地,是汉江下游地带洪水泛滥的重灾区。从孙叔敖沈鹿东桥治水芍陂治水遗迹的发现看,4000年前的夏代大禹治水,应该未至天门石家河地区治水,因为天门石家河没有关于大禹治水的地名遗迹和传说,只有流传于荆门、钟祥等地关于孙叔敖沈鹿东桥治水的传说的东桥村。
    关于大禹治水划分天下九州的《禹贡》,有关于大别山的记载:“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和“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的记载。大禹治理的汉江汉水,虽说到大别,但不可能经过汉北河以北的石家河上游高地?如果大禹治水治理过天门石家河,后来应该就不需要孙叔敖再来沈鹿之地的石家河来治水了,就算是算上从大禹治水的夏代开始,至今也不过4000年历史?离5300的历史也还差1300年?
    所以,从天门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所在地,是水患频发之地的角度考虑,天门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不可能在距今5300年前建城?从历史史实的角度分析,天门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前建城的史前遗址说,疑远远超出石家河谭家岭古城建城2745岁的建城历史,比石家河谭家岭古城固有的2557年建城史超出一倍还多出188岁。
    以上只是对所发现能证明天门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建城史的证据和推论,可以肯定这些证据的确凿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愿天门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前的史前遗址说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必须拿出符合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前史前遗址的确切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界的质疑和检验才行?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严谨的学科。考古专家,对任何一个考古遗址年代的论定,年代上正负误差是有时间限制的,误判和错个几十年百年可以理解有情可原,如果真是一错几千年的话,那这样的考古论定根本不靠谱外,那就真的非常可怕了?  
    探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史前文化是好事但不能急于求成?中华文明如人类的进化史一样,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一步一步到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突然形成?超过五千年的史前文化研究,是关系到中华文明之源的重大研究课题,任何史学考古专家都当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负责,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和侥幸才真正经得起五千年文明进程的检验。岁月悠悠,毕竟是5000多年前的事儿,必须慎之又慎才行,谁也不敢打包票说百分之百的完全正确,但起码不能信口开河一错千年的瞎说一气?
    仅提出对“石家河镇谭家岭古城距今5300年前的史前遗址说”的质疑,供考古专家参考。

                             2017年1月22日 于湖北老河口 卧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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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6: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考古学界泰斗、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

在《石家河赞》中

对石家河不吝赞美之辞



石家河遗址的神秘面纱,自1954年冬不经意间被撩开一角至今,60余年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多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掘出土了大量遗迹和遗物,不断带给世人以惊喜,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新认知。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石家河遗址地处天门市石家河镇,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主体位于东河和西河之间,东西横跨2公里,南北跨距4公里,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遗址点有40余处。



图为:石家河遗址场景还原图

作为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附属聚落最多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在距今约6000-4000年这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石家河遗址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

专家指出,石家河遗址城墙宏伟,石器古朴,陶器典雅,刻划符号神秘,玉器精美,是当之无愧的城之始、石之乡、陶之都、字之源、玉之巅。

尤其是以“华夏第一凤”“湖北第一龙”为代表的一批巧夺天工的玉器,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的时空坐标。



华夏第一凤



湖北第一龙



城之始。

城之始。石家河古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长近1200米,南北宽约1300米,城垣内面积约132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城址面积巨大,墙体高耸,城壕宽广,气势宏伟,且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确,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手工作坊、墓葬场地,是同时期亚洲规模最大的城市,被誉为“上古第一城”。在石家河古城内,还有一座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图为:2017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右二)一行考察石家河遗址。



石 之 乡

石之乡。石家河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主要有石笋、石锛、石刀、石镞、石镰、石凿等。巧合的是,石家河亦因石得名。老镇区原是东河、西河两水间的水运码头,毗邻的京山县盛产石材,石板、石墩、石碓、石槽、石磙等石材借助水道成批运抵此码头进行交易或装船远销,成为石料的主要集散地,故得名“石家河”。



陶 之 都

陶之都。石家河古城延续2000余年,横跨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典型陶器。其中在肖家屋脊、印信台等遗址点,出现了由数十件大口陶缸套接在一起的套缸遗迹;在三房湾遗址点,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这些红陶杯形制多样,形体较小,专家推断为酒器,如得到证实,将改写中国关于酒的历史;在邓家湾遗址点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人偶,有飞禽,有走兽,都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数量之巨令人瞩目,种类之广亦属罕见。天门是举世闻名的蒸菜之乡,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蒸盘、陶甑便是天门先民在距今6000-4000年前就已食蒸的重要证据。



图为:2017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右二)一行考察石家河遗址。



字 之 源

字之源。石家河遗址群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迄今为止已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点上共发现符号约55个。从笔划来看,主要是直线、弧线有少数戳孔;从形状来看,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和规范的符号;从结构来看,出现了单体符号之间的组合规律;从表现手法来看,不少符号颇似正视图,同时还以竖线、圆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绘出的东西。某些固定的符号之间的组合,类似于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以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指出,石家河发现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



玉 之 巅

玉之巅。石家河遗址的玉器,比较集中的发现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55年在罗家柏岭发掘所获,包括闻名遐迩的“华夏第一凤”;第二批是1988年至1989年在肖家屋脊发掘所获,包括“中国第一龙”;第三批是2015年至2016年在谭家岭发掘所获,包括虎座双鹰佩、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等240余件。这些玉器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

石家河考古的学术界定位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区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相继形成了以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几大考古学文化。通过60多年的考古工作,该地区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框架,揭示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复杂化、新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迹象,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影响与日俱增。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的石家河遗址,更是在这一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为:考古现场图(三房湾遗址点,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说,石家河考古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小荷初露。对于石家河文化的认识,会不断深化。石家河谭家岭古城,是最高级别的史前城址之一。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称,此前考古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其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石家河遗址不仅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型城址,也是当时整个区域的政治中心。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辉认为,石家河遗址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看,还是从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址、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遗址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看,从出土遗物中刻划符号、孔雀石的代表性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说,石家河遗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遗址,对研究上古,尤其是史前文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揭示人类文明信息起到巨大作用。

遗址公园建设驶上快车道

石家河遗址发现之后,保护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石家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国家文物局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全国30处大遗址之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2008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其后,天门市政府按照省文物局的部署,委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计划将石家河遗址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2015年11月,石家河遗址总体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



图为:2017年7月29日,由中国邮政发行的《凤(文物)》特种邮票天门首发式现场。

自此,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驶上快车道。2017年4月,天门市成立石家河遗址管理处。

2017年7月,省人民政府成立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国土资源厅等10多个厅局负责人及天门市主要负责人组成。

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天门市委市政府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列为“一号工程”,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突破,三年见成效”的总体思路和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建成的战略目标,制订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2018年开始,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组织高水平设计与施工团队,高标准做好保护展示工程方案设计与施工,实现保护与展示有机结合,在2019年底前,建成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按照规划,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总投资10亿余元,占地8平方公里,除了考古研究中心,还将建仿古步行街、湿地公园、文物展览等设施。



图为:连体双面玉人头

天门市委市政府提出,将按照“抢救性发掘与保护相结合,科学规划与高水平的发掘计划相结合,考古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遗址遗迹的展陈与生态公园的规划建设相结合,搬迁改造与所在地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在2020年把石家河遗址建设成一个集遗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世界级城市文化名片。



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明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石家河史前文化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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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巴国玉图腾佐证石家河非三星堆文化之源
卧马先生(李敦彦)
因为石家河出土的玉人头像中,有头戴微凸起的冠、斜眉大眼、尖鼻大耳、口出獠牙、相貌狰狞、耳带环形饰物等夸张造型,具有形似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的玉器,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相似的特征。所以自石家河夸张造型的玉器出土以来,很多考古专家联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三星堆文化。2016年10月26至27日,全国50多位玉器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和权威学者齐聚天门,深入探究石家河玉器文化。专家们在没有任何文字依据的基础上一致认定,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源头。
关于“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源头”说,我一直存疑,但一时又拿不出确切证据?近日在查阅巴国与蜀国历史及文物考古资料时,偶然间看到2006年09月29日《人民网》艺术收藏一篇“最大最好的商代玉器巴国玉图腾亮相赛宝会”报道文章中的“巴国玉图腾”图片,让我热血沸腾激动的几乎整夜未眠。
真是太为这张巴国图腾图片激动了,因为这张来自四川重庆古巴国的“巴国玉图腾”图片,直接关系到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到底与石家河文化有没有关系?可直接证明天门石家河是否是楚武王的“沈鹿会盟”地的辅助证据?巴国玉图腾是证明石家河沈鹿会盟和巴国之间存在历史关联的重要文物证据。可对比参看“巴国玉图腾与石家河玉人对比图”。

巴国玉图腾与石家河玉人对比图
2017年1月5日,在发现天门石家河遗址,疑为“沈鹿会盟”地、“孙叔敖沈鹿治水”地、“芍陂遗址”地时,综合研究过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严重质疑过因为石家河文化遗址谭家岭出土仅高3.7cm宽4.2cm如一个大拇指头般大小似三星堆面具造型的玉人头像的源头问题。曾经发表过一篇“巴国会盟于沈鹿巴国玉器证明三星堆文化并非源于石家河文化”的文字,考论石家河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渊源的文章基于石家河玉人头像与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对比进行的研究。说实话,当时的考论只是综合石家河玉器的玉材、玉种、人物造型多样化的推论,并没有找到论定是“巴国玉器”的证据。
研究石家河玉器一年多来,几乎忘不了面目狰狞有点恐怖的石家河玉人造型,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在第一眼看到“巴国玉器图腾”的图片造型,就发现两种玉器似孪生兄弟一般几乎不分彼此的神似,大有出自一个工匠之手的感觉。如此超高相似度太相像的玉器造型,证明石家河玉器当来自“巴国”,所以看到后心情非常激动。

巴国玉图腾“巴人神徽玉雕”

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高26.5CM宽35CM厚6CM巴国玉器图腾,从玉器的体积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高3.7cm宽4.2cm的石家河玉人三百多倍。

古代帽翅参考图例1

古代帽翅参考图例2
1、巴国玉图腾正中顶部的冠冕与石家河玉人正中顶部冠冕,除纹饰不同外外形基本相同。
2、巴国玉图腾冠下左右两端似乌纱帽上翘的冠翅与石家河玉人冠下左右两端似乌纱帽上翘的冠翅曲线外观外形属同一类形基本相同。
3、巴国玉图腾正中眉鼻相连与石家河玉人正中眉鼻相连的造型如出一辙。
4、巴国玉图腾脸左右带孔的两耳与石家河玉人脸左右两耳带孔惊人的一致。
5、巴国玉图腾嘴巴左右被胡须包围的两排牙齿和面带微笑的细致刻画与石家河玉人嘴巴左右被胡须包围的两排牙齿和面带微笑的细致刻,惊人的一致。
唯一区别最大的是巴国玉图腾与石家河玉人眼睛的雕刻造型不同,巴国玉图腾的眼睛是以圆形为主的圆形眼珠造型,石家河玉人的眼睛写实的刻画睁开眼睛时整个眼睛的造型。
虽然巴国玉图腾与石家河玉人的玉石材料颜色不同,存在眼睛雕刻手法不同,但并不完全影响认定两件玉器的整个外观、外形结构、冠冕装饰风格的整体造型,具有明显的巴人风俗和巴国特征,高度相似的巴国玉图腾与石家河玉人符合认定同为巴国玉器的条件。
因为古为楚国竟陵邑的湖北天门市石家河玉人出土地,仅仅有一件不到五厘米的小件祭祀玉人,难与宽有35厘米两玉之间相差350倍的巴国玉图腾体量相比。因为石家河与古为巴国之都今为重庆市之间隔着1200多里的高山峡谷,古楚邑天门石家河,没有证明小小石家河玉人能够影响千里之外巴国玉图腾之理。综合研究石家河文化遗址多个祭祀地出土大量祭祀玉器,具有中原文化特征、巴蜀文化特征、楚文化特征的诸侯国君的玉人头像,留下了鹰图腾、龙图腾、凤图腾、虎图腾、鹿图腾、玉蝉图腾等多国多元化图腾文化的石家河玉器,具有符合楚武王沈鹿会盟的楚国历史。
研究发现,与“巴国玉图腾”惊人一致的“石家河玉人”为“巴国玉器”,充分印证出土“巴国玉器”的天门市石家河为沈鹿会盟地,“石家河玉人”为春秋早期参与沈鹿会盟的巴国巴王所留下的会盟祭祀遗物。同时也能充分证明,曾是古楚邑、竟陵之陵、孙叔敖沈鹿芍陂治水地、沈鹿会盟地的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巴国玉器”的“石家河玉人”,成为证明与三星堆文化无关的最有说服力的最直接文物实物证据。
2018年6月29日 与湖北襄阳 老河口 卧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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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2:59:45 | 显示全部楼层
方勤:荆楚故事——从石家河谈起

石家河古城目前确认的尽管只有120万平方米,但是很多重要的遗迹都在城外,比如罗家柏岭、肖家屋脊等。这可能是跟其它城址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石家河古城是从五千年就开始筑构的,现发现并试掘确认的谭家岭古城,就已经有城墙和壕沟等设施了。不仅如此,石家河城外的建筑也值得重视,如印信台是否是祭祀遗迹还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很正常,我想说的是,印信台确实是人工堆积的方方正正的台地,当时建造这个台地,人工成本巨大,说明它在石家河人心中一定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


谭家岭城垣与城壕结合处的附属建筑


  我们今天讨论的石家河,是包含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两个阶段的。在后石家河时代,加上陶寺、石峁、宝墩,是同期的四大古城。这个时候的石家河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因为从玉器角度讲,凤、虎,包括神秘头像以及中口罐上刻画的羽冠持钺人物像,它们包含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符号是得到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较为普遍的认可。这些文化因素和符号到了陶寺,也到了石峁等地,同时又被之后的人所认同,并得到传承。可以这么讲,这个时候 “文化认识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了。石家河玉器被后世传承的例子有很多:妇好墓出土的玉凤我认为它是石家河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山西羊舌晋国春秋墓地出土的神秘头像,也应该是石家河的,我还专门跟吉昆璋先生确认了一下。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凤、虎


  石家河的玉器精美绝伦,鬼斧神工,怎么说都不过分。1955年在石家河城外的罗家柏岭发掘的一件玉凤,团凤造型,也有人称为天下第一凤,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太超出人们的认识了,以至于当时发表的简报称是西周的。湖南孙家岗出土的一件玉器,透雕凤的那件,也是出乎人的想象。石家河遗址新出土的一件玉虎,造型太成熟了,几乎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刘国祥先生说是“中华第一虎”。那天我到石家河发掘现场,正好在清瓮棺,我忍不住就打了一下下手,这个虎形玉器是当时我亲手清理出来的。后来把现场拍的照片给大家看,有的人说是西周,有的人说是战国。后来给张绪球先生看,张先生问是谁发掘的,我说是我现场亲手清理出来的。他追问是出在哪里,我说是在瓮棺里。他又问有录像吗,我说有。他走了又转回身来,跟我补了一句,你一定把录像给我看看啊。先生的严谨与执着令人敬佩。当然,后来我不用给他看录像了,随后所出的玉器造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谭家岭出土的神秘头像,我觉得它是受到了良渚的影响。仔细观看,其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子有鹰钩的味道,可以说,纵目、獠牙、鹰钩鼻,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文明时期神权人物和巫师的形象所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谭家岭出土的玉人头像


  石家河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表现在同时期的影响力上。在同时代,石峁和陶寺遗址都出有石家河的玉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玉笄,是谁影响谁仍有争议,但这不要紧,至少说明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我主张是石家河影响西朱封,因为石家河发现这么多,而山东只是一两件。当然,石家河出土的陶鬶是受山东影响,这个我赞同。但是,这恰恰表明是一个互动,这正是我马上要讲到的。石家河文化这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影响周边的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时期出土过一个玉龙,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龙,外型与玉猪龙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牙璋,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石家河仅仅找到了两个,是汪家屋场出土的,地点在沙市,属于石家河文化体系范围内。可以说,石家河时期有几个大的文化圈,如石峁、陶寺等等,它们各自形成了一个相对共同体,并且各个共同体又互相吸收,这一时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包括石家河文化共同体,也可以称石家河文化圈。观察这个时期的文化,还发现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以大墓为中心的布局开始形成,如肖家屋脊的M7,出土器物非常多,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墓;如瓮棺的W6,也是在墓地布局中心。需要说明的是,M7是石家河时期的,不是后石家河时期。这个墓有个特点,一共有四个鼎,为什么要放四个鼎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现在尚无法解读古人的意图,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我知道盘龙城也有四个鼎,西周早期的大墓,如叶家山、鲁台山都有四个方鼎,这是不是有关联,是不是有传承?值得关注。


石家河肖家屋脊M8平、剖面图


黄陂鲁台山铜鼎


叶家山M111四件铜方鼎


  方向明先生说石家河没有钺,它确实没有良渚文化中那么发达的钺,特别是我们说的后石家河时期。但是,石家河文化出土了石家河时期钺的图像,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羽冠持钺人像,它代表军权、统治权也好,甚至代表神权也好,至少反映当时人们的社会状态,拥有权力的人是持钺的。特别是这个人物头顶的羽冠,我理解,它应该是通天神器,表明这个人物是有沟通上天的能力。央视拍了一部百集的《中国通史》影片,第五集已经播出,采访石家河时,我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羽冠持钺人物,我认为他既有权力又能通天,或许他就是这个地方的王或者统治者的形象。我还是要提一下肖家屋脊的M7,随葬品共有103件,石钺仅有一件,发掘报告列为生产工具,打磨光滑,而且钻孔处有朱砂痕迹,值得关注。关于钺的功能,郭家庙春秋曾国墓地出土曾伯陭钺,上面有“用为民政”等铭文,表明钺的主要意义是治理国家的象征,尽管相隔千年,但是对我们理解钺的功能还是有借鉴意义。比较巧合的是,今年谭家岭玉器还没出来的时候,张忠培先生来看印信台出土的文物,他兴致盎然地拼陶片,坐在凳子上,慢慢拼,竟然拼出个小玉钺。这个玉钺特别小,有3厘米,但它确实是个玉钺,它的时代跟钺的图案的时代是差不多的,还是后石家河时期,我们期待石家河考古队的权威公布。总之,我们不得不思考后石家河到底有没有钺,是不是暂时还没有发现?



石家河肖家屋脊墓H357中所出陶罐上的羽冠持斧钺人物图像(H357:5)


曾伯陭钺铭文


  进入后石家河时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确实有了很重大的变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瓮棺的大量出现,但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什么?是战争还是其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发现了煤山、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器物,说明它们受到中原或者山东地区的影响,这个没有疑问。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人创造了石家河的玉器?我们注意到发掘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发现了同期的玉料,这表明玉器是本地生产的。那么,生产玉器的后石家河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试图联系文献,联系历史文化来思考。这在文献上有“禹伐三苗”的记载,同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武力的征服,另一种是德服。思考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整个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它跟陶寺和石峁是有不同的背景的,石峁现在发现了大量的石城,防卫性质比较明显。而石家河周边有17个城址,大一点有70万平方米的,再小一点有20多万平方米,城址呈半月形分布。我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区间,城市的级差划分应该是鲜明的。石家河城是中心,其它都是卫星城,或者是二、三级聚落。要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什么是后石家河人。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禹伐三苗之后,石家河就被废弃了。我一直都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既然我们在后石家河时代,文明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比如玉器文化。在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城继续往外扩张,像肖家屋脊、罗家柏岭,全是在城外,它是呈不断的扩张之势。这一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第二种观点,在后石家河时代,大量的玉器出现,但同时有大量形制各异的陶制艺术品存在,有很多可爱的人或动物的陶塑,简单说,陶艺术、玉艺术是不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我倾向于有关联,都是对艺术的关注。这个观点成立,在后石家河出现大量的玉器艺术品就可以理解,只是用料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玉器是祭天地以及神权这些严肃的场所使用的,而陶塑艺术品是普通人群在祈祷丰收庆祝丰收等场所使用,有一定道理,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为什么玉器题材与陶塑题材不完全一样。还要补充的是,目前掌握的材料,邓家湾出土的陶塑艺术品,在石家河时期晚期、后石家河时期都有发现,说明石家河、后石家河之间有传承。现在许多观点都是认为后石家河和石家河是割裂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战争又来了另一批人,我认为不那么简单。因为在后石家河没有看到明显的战争遗迹,战争是否还没到这个地方来,就在外围解决了,这都是我们需要再思考的问题。回想文献中的禹伐三苗,有武力,也有德服。虽然文献仅是参考,但是,我想谈判和平解决,或者小打、大和谈,甚至只是交流活动能力的增强,它文化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是从石家河谈起,那也简单谈谈后面的故事。盘龙城遗址,主要是南土与中原文明的互动。曾国是周代中央王朝经营南方的一个代表,通过考古建立了曾侯世系。叶家山墓地、郭家庙墓地等都有重要发现。郭家庙墓地还出土有石家河的玉蝉,其玉器中有凤凰图案,这是否是后代对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和传承,值得思考。除此之外,谈到曾国,不能不谈到著名的金道锡行,这个大家很熟悉。铜是解读南方与中原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线索。我们最近正在发掘的一个地方叫和尚垴,是西周早期的冶炼遗址。江西的铜岭,虽然属两个省,实际上都很近,那里找到了商代的冶炼遗址。和尚垴也有特别丰富的冶炼遗存,包括有很完整的文化层信息。提到和尚垴,我就想到了叶家山。叶家山的曾侯墓专门出有铜锭,这么高级的一个墓里,居然就放两个铜锭,说明铜的重要。当然,关于铜锭的性质,也有货币等其它说法,但我认为主要还是铜锭。铜绿山发掘了墓地,十分重要,它让我们看到至少春秋早期楚国人已经占领并经营它,楚国拥有了铜矿,逐渐强大起来。为什么讲到铜?因为在邓家湾出土了石家河遗址的铜片,这也是长江流域最早的铜,那么石家河与铜矿到底有什么关系?另外在印信台还发现了很多孔雀石。这都是值得关注与期待的。


2013年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铜锭


  在石家河时期,不仅是石家河一个文化的贡献,包括同期的中原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以及有260万平方米的宝墩遗址,都相对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一个文化圈。这一时期,在这几个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下,文化圈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很多文化符号、文化元素都形成了相对的共识体,并且被后代所继承。石家河、石峁、陶寺、宝墩这几个大的文化圈的相互作用,对中华文明形成产生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想说的观点。石家河古城跟其它的城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它是一个大城,是一个文化高地,在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文化圈。当然,后石家河时期和石家河时期之间的关联到底如何?后石家河是否能找到孙家岗那样的土坑及规模更大的墓葬?值得深思和期待的地方依然还有很多。

  (注:本文是根据方勤先生在“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经演讲者审阅,图片来自演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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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文化与沈鹿会盟 质疑石家河玉器史前说 组图
文/卧马先生(李敦彦)


    震惊国内外的石家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考古玉器鉴定专家惊为史前中国玉器加工最高峰的石家河精美玉器。自1955年开始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肖家屋脊、邓家湾、谭家岭、印信台、土城等考古发掘至2016年,石家河文化疑问重重,被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题为“上古迷城石家河”,古城、玉器、祭祀台一直是石家河文化困扰考古专家六十多年的三大谜题?
    因为石家河不仅出土有符合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石器,而且出土有震惊玉器考古专家的精美玉器,因为石器玉器同出自石家河。所以考古专家把石家河的石器玉器统称为史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了。
    古今玉器赝品泛滥的原因是任何玉器的玉质鉴定不出玉器年代。所有玉器鉴定都基本是以貌取人似的根据玉器造型沁色等鉴定年代。打个比方现在捡一块石头磨制成石斧跟石器时代磨制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埋于史前文化层一段时期粘点古气就能鉴定成石器时代无法鉴定其真实年代。所以仅凭石家河同一区域出土玉器器型,笼统鉴定石家河石器玉器年代存在瑕疵的?
    考古鉴定专家,言及石家河文化,张口闭口就是石家河玉器文化是4600年到4000年前的史前文化?不知道专家们哪儿来的那么大底气,动辄几千年以前的史前玉器听上去云里雾里很玄乎?不知道这些专家们除器型外掌握了多少石家河玉器与史前相关的确切证据?
    因为旧石器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共同特征都是石器并没有言及玉器?
    如果以天门石家河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石家河石器论石家河文化年代的话,说石家河文化是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和史前文化不为过?因为石家河地区不缺石头,石家河出土的石器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与新石器时代器物主要特征的鉴定年代是完全相符的。
    因为石家河邓家湾遗址发现有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等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的文物,但这些出土的铜原料年代与玉器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证据?
    如果要把石家河玉器,同样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玉器,需要找到符合石家河地区与玉石玉矿等制作玉器相关的地质构造的资源特征,找到符合石家河先民早期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关联证据?否则,任何考古专家都无法证明石家河玉器一定是史前玉器?如果考古专家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下,仅靠玉石器型推论所得出的石家河玉器史前说的话,那石家河文化史前说的推论与小说家的凭空杜撰无异,是不能完全可信的?
    综合研究石家河山川地理地质构造玉石矿藏资源及玉器数量体量造型等石家河自然特征后,对石家河玉器史前说更加存疑?
    因为长江以北的天门市8平方公里的石家河及大别山至长江的有限区域范围,南北东西方园600里范围内即没有铜矿也没有玉石矿产资源。在没有玉石玉材资源的基本情况下,石家河先民靠什么形成发展以祭祀为主的石家河玉石文化?所以初步认为新石器时代石家河地区基本不具备形成玉器文化的物资基础?

旧石器时代石器 图
    旧石器时期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因为处于早期文明,人类刚学会用身边的石头制作简单的生活使用工具,很多有人类活动过的地方,应该都有旧石器时代的器物遗存,因为历史久远,过于简陋,很容易被忽视和遗弃,所以很多旧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器物很难被发现和完整的保存下来。



新石器时代石器 图
    新石器时期,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玉石文化,可不是如旧石器新石器早期,人类在山上河边捡一块合适的石头磨制磨制钻个孔,依石之形就能够制作成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简单生产工具,就能形成以石为主的石家河石器文化的?
    玉石文化的加工制作和形成,是需要相当多的物资条件的?首先是加工玉器的玉材玉石资源问题?古申国的南阳市,因为有独山玉石资源,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一直是玉石玉器加工制作的玉文化发展地就是例证。








石家河文化玉器 图
    石家河出土玉器所使用的青玉黄玉和碧玉,其中有河南南阳玉和广义“玉石”类的水晶、玛瑙、绿松石、大理石、萤石、滑石等玉种,主要来自湖北、湖南与河南,玉材的产地范围很广。以步行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石家河聚落先民在方园几百里都没有玉材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选择稀有的玉器制作玉器?石家河先民依靠什么资本在什么生活状态下能形成和发展玉石文化?
    人类在刚刚步入文明的新石器时代,生存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要解决温饱和生活问题?仅凭农耕渔猎生活的石家河先民靠什么条件进入以奢华讲究排场为主的玉饰文化?千里之外才有的青白玉、水晶、玛瑙、绿松石、大理石、萤石、滑石玉材,到底是石家河人实地采集?还是什么人从千里之外把玉石送到石家河来,让石家河人加工制作成仅仅为祭祀的祭品?这样的代价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石家河的玉文化源自石家河,为什么石家河文化遗址群,仅出土小件碎玉类玉器,而没有一件真正能代表石家河玉文化之源的大件玉器出土?
    具有图腾文化的玉龙、玉凤、玉鹰、玉鹿及玉虎玉蝉等玉器,为何在石家河遗址扎堆儿出土?难道石家河先人同时以龙凤鹰虎鹿蝉为原始图腾?石家河文化到底是不是楚文化的源头?龙凤鹰到底什么才是楚国文化的图腾?
    并不产玉石的石家河先民是如何进入玉器消费时代?石家河先民为什么放弃以牲畜类传统祭祀,而实行玉器祭祀?
    石家河聚落先民,不管是祭天祭地祭祖宗还是祭祀的对象是什么,祭祀的主要目的不外乎祈求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的丰收,祈求平安长寿免遭水旱之灾祈福禳灾类等与生活相关的祭祀?这样的小范围目的性明确的祭祀,多为生活条件之内杀牲的传统祭祀即可满足祭祀。石家河聚落先民没有建筑规模庞大的大型祭祀台场的理由和需要?同为石家河聚落先民,为什么不统一在大祭台进行祭祀活动,而又分散在临近的多地进行祭祀?同为石家河先民,为什么会出现扣碗瓮棺墓与土坑墓截然不同的葬俗?石家河扣碗瓮棺与土坑墓,到底是墓葬还是祭祀坑?
    石家河所有的玉人冠戴装束样式都不同外还有很大的差异,呈现多样化的冠饰特征反映出的石家河玉人,不仅仅是石家河人而是来自不同地区?石家河玉人服饰的细节特征,也反映出石家河文化玉器晚于新石器史前时期很多?为什么同一时代同一聚落的石家河先民会出现如此明显不同的文化差异?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的石家河玉器文化,到底来自何方?
    为什么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多地玉器大小风格造型只具有同时期器物特征?
    石家河地区,如果确是跨越几千年的史前新石器时代,为什么石家河墓葬只集中于小范围内有限的几百个墓葬?千年历史上石家河不可能只有这些仅仅限于石家河的墓葬?
    考古发掘后专家发现石家河文化到石家河晚期衰退了?其实是消失了?为什么进入高度文明的石家河玉器文化,会短时间里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周边地区出土的与石家河玉器文化相似的玉器,到底是受石家河文化的影响?还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石家河文化?
    不认真研究石家河文化不会发现,困扰考古专家的石家河之谜,远不止古城玉器和祭祀台三大谜题,以上的一系列违背石家河自然资源、生存状态、生活规律、文化源起与形成等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远不是靠一个简单笼统的史前玉器说就能忽悠糊弄得过去的?
    如何能够揭开石家河文化的这么多迷雾重重的难解之谜?需要史学专家考古专家小心细心加耐心的在历史的长河里寻找答案,象警察破案一样抽丝剥茧一层一层的拨开迷雾,才能真正揭开上古迷城石家河文化的诸多历史谜团?

                                      2016年12月17日 于老河口 卧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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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05:06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linyi812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759204/answer/15663241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看到目前知乎就这一个关于石家河的问题、而且目前排第一的还是“非主流答案”,忍不住吐槽
背景知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遗址,主要包括油子岭文化(距今约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约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 4500—4200年) -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约4200—4000年) 四个阶段的遗存。新见出自瓮棺的240余件精美玉器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城址已废弃且以往少见高等级遗存,多被认为是一个当地文化传统中断乃至文明崩溃的时期。
以下转载主流看法。

1.   孟华平 刘辉 向其芳 陆成秋:《石家河遗址考古勘探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10日5版。  《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10日5版


谭家岭5 座瓮棺出土的240 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与之比较,严家山19 座瓮棺出土的30 余件玉器废料则明显简单粗糙,似表明瓮棺葬的主人之间存在等级身份的分化。

2.  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地位:
孟华平(现阶段发掘项目主持者):石家河考古发现与研究 , “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 . 孟华平:石家河考古发现与研究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石家河遗址提供了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材料。我们知道,作为史前中国传统的六大文化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点。大约到油子岭文化晚期,以石家河遗址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真正开始文化一体化进程,原有的二元谱系结构被打破,经过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强势整合,最终形成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统一体,其文化影响北越黄河、东达江西、西进三峡重庆一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华文明进程有关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一,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古城网络体系。在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十几处古城中,石家河古城的规模最大且遗存最具代表性,其它古城的规模从7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不同层级的古城共同维系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统一体的完整。其二,形成了如石家河古城所显示的聚落功能分区及聚落等级分化。其三,出现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如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相差无几,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区别较大,有的达百余件,有的则一无所有。其四,发现若干蕴含丰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大型祭祀场所、铜渣、刻画符号等遗存。虽然目前还未发现如良渚文明那样的高等级墓地、大型水利设施等遗存,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所体现的权贵阶层与社会分化等现象仍然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文明气息,可以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代表。
  另一方面,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断,原有的古城网络体系崩溃,出现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涌现,也出现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此时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已被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从而开始更高层级的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新进程。

3.  关于这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的意义,还有超乎想象的精美程度:
方勤(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荆楚故事——从石家河谈起, “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 http://www.kaogu.cn/cn/gonggongkaogu/2017/0217/57144.html
石家河的玉器精美绝伦,鬼斧神工,怎么说都不过分。1955年在石家河城外的罗家柏岭发掘的一件玉凤,团凤造型,也有人称为天下第一凤,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太超出人们的认识了,以至于当时发表的简报称是西周的。湖南孙家岗出土的一件玉器,透雕凤的那件,也是出乎人的想象。石家河遗址新出土的一件玉虎,造型太成熟了,几乎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刘国祥先生说是“中华第一虎”。那天我到石家河发掘现场,正好在清瓮棺,我忍不住就打了一下下手,这个虎形玉器是当时我亲手清理出来的。后来把现场拍的照片给大家看,有的人说是西周,有的人说是战国。后来给张绪球先生看,张先生问是谁发掘的,我说是我现场亲手清理出来的。他追问是出在哪里,我说是在瓮棺里。他又问有录像吗,我说有。他走了又转回身来,跟我补了一句,你一定把录像给我看看啊。先生的严谨与执着令人敬佩。当然,后来我不用给他看录像了,随后所出的玉器造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谭家岭出土的神秘头像,我觉得它是受到了良渚的影响。仔细观看,其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子有鹰钩的味道,可以说,纵目、獠牙、鹰钩鼻,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文明时期神权人物和巫师的形象所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石家河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表现在同时期的影响力上。在同时代,石峁和陶寺遗址都出有石家河的玉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玉笄,是谁影响谁仍有争议,但这不要紧,至少说明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我主张是石家河影响西朱封,因为石家河发现这么多,而山东只是一两件。当然,石家河出土的陶鬶是受山东影响,这个我赞同。但是,这恰恰表明是一个互动,这正是我马上要讲到的。石家河文化这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影响周边的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时期出土过一个玉龙,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龙,外型与玉猪龙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牙璋,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石家河仅仅找到了两个,是汪家屋场出土的,地点在沙市,属于石家河文化体系范围内。可以说,石家河时期有几个大的文化圈,如石峁、陶寺等等,它们各自形成了一个相对共同体,并且各个共同体又互相吸收,这一时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包括石家河文化共同体,也可以称石家河文化圈。观察这个时期的文化,还发现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以大墓为中心的布局开始形成,如肖家屋脊的M7,出土器物非常多,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墓;如瓮棺的W6,也是在墓地布局中心。需要说明的是,M7是石家河时期的,不是后石家河时期。这个墓有个特点,一共有四个鼎,为什么要放四个鼎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现在尚无法解读古人的意图,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我知道盘龙城也有四个鼎,西周早期的大墓,如叶家山、鲁台山都有四个方鼎,这是不是有关联,是不是有传承?值得关注。
……
  进入后石家河时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确实有了很重大的变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瓮棺的大量出现,但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什么?是战争还是其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发现了煤山、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器物,说明它们受到中原或者山东地区的影响,这个没有疑问。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人创造了石家河的玉器?我们注意到发掘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发现了同期的玉料,这表明玉器是本地生产的。那么,生产玉器的后石家河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试图联系文献,联系历史文化来思考。这在文献上有“禹伐三苗”的记载,同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武力的征服,另一种是德服。思考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整个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它跟陶寺和石峁是有不同的背景的,石峁现在发现了大量的石城,防卫性质比较明显。而石家河周边有17个城址,大一点有70万平方米的,再小一点有20多万平方米,城址呈半月形分布。我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区间,城市的级差划分应该是鲜明的。石家河城是中心,其它都是卫星城,或者是二、三级聚落。要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什么是后石家河人。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禹伐三苗之后,石家河就被废弃了。我一直都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既然我们在后石家河时代,文明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比如玉器文化。在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城继续往外扩张,像肖家屋脊、罗家柏岭,全是在城外,它是呈不断的扩张之势。这一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第二种观点,在后石家河时代,大量的玉器出现,但同时有大量形制各异的陶制艺术品存在,有很多可爱的人或动物的陶塑,简单说,陶艺术、玉艺术是不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我倾向于有关联,都是对艺术的关注。这个观点成立,在后石家河出现大量的玉器艺术品就可以理解,只是用料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玉器是祭天地以及神权这些严肃的场所使用的,而陶塑艺术品是普通人群在祈祷丰收庆祝丰收等场所使用,有一定道理,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为什么玉器题材与陶塑题材不完全一样。还要补充的是,目前掌握的材料,邓家湾出土的陶塑艺术品,在石家河时期晚期、后石家河时期都有发现,说明石家河、后石家河之间有传承。现在许多观点都是认为后石家河和石家河是割裂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战争又来了另一批人,我认为不那么简单。因为在后石家河没有看到明显的战争遗迹,战争是否还没到这个地方来,就在外围解决了,这都是我们需要再思考的问题。回想文献中的禹伐三苗,有武力,也有德服。虽然文献仅是参考,但是,我想谈判和平解决,或者小打、大和谈,甚至只是交流活动能力的增强,它文化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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