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晚清学术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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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术鸿儒杨守敬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镇人。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 [1]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2]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 [3]。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按道光十九年即 1839 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著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然而，《邻苏老人乡试硃卷》（以下简称《硃卷》） [4]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 1840 年。该《硃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 1862 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硃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 [5]，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号先三），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历为 1840 年 9 月 26 日。而若依据《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 1840 年 5 月 16 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另据《家谱》卷十三记载，杨守敬的父亲名有纯，字粹然，他初娶王氏为妻，无子。续娶黎氏，“子二，开科、开甲，俱黎出”。既然生母均为黎氏，因此作为哥哥的杨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谱》所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1839 年 5 月 27 日）才是可信的。 　　 那么，为何杨守敬当年参加举人考试填写“履历”时会写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缘故，当与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有关。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 [6]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 [⑦]。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近人朱彭寿所著《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的一件事足以引为佐证，其文曰： 　　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然旧时所刻乡、会试硃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迨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 [8] 朱彭寿所谓“应试时少填一岁”的说法与洪迈“官年”之说可谓一脉相承，这无疑说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从朱氏用“俗例”一词表述来看，清时官年可能仍未成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 　　 此外，朱氏这段话中还涉及到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由于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虚报年龄，他们一旦中举，往往按惯例将硃卷刊刻传世，硃卷“履历”上填写的官年与其实际生年就会出现差异，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记载上的错误。与此相类，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主要依据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的。 　　 事实上，这种记载的歧异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南宋以“负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陆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说法。《宋史·陆秀夫传》载：“至元十六年二月，……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9]《陆氏宗谱》中有一篇《宋丞相长子繇叙事谱源》，文中记述其父陆秀夫的卒年：“时祥兴二年二月，先君生年已四十四矣。” [10]南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公历为 1279 年，若据此上推四十四年，则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端平三年（ 1236 ）。 　　 与上面这两条史料记载不同的是，无名氏编《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陆秀夫”名下曰：“字君实，……年十九，十月初八寅时生。” [11]南宋宝祐四年为公历 1256 年，据此上推十九年，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嘉熙二年（ 1238 ），则其终年为四十二岁。另外，与陆秀夫同时代的淮阴人龚开所撰《宋陆君实传》也记载其终年“四十二”。 [12]　　针对上述不同记载，已有学者作出研究，认定《宋史》有误，甚至认为《陆氏宗谱》是“伪作”。而其主要论据就是“《登科录》应为确定陆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资料”。 [13]显然作者这里没有把“官年”现象考虑进去。 　　 为了进一步印证“官年”现象的存在及其演变，笔者查阅了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 [14]，从中选出 30 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 17 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兹先列表如下： 姓 名 硃卷履历所记生年 年谱所记生年 相差年数 崇 实 道光元年（ 1821 ）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 1 李钟珏 咸丰四年（ 1854 ） 咸丰三年（ 1853 ） 1 唐文治 同治五年（ 1866 ） 同治四年（ 1865 ） 1 钱世铭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 嘉庆二十年（ 1815 ） 2 孙家鼐 道光九年（ 1829 ） 道光七年（ 1827 ） 2 吴大澂 道光十七年（ 1837 ） 道光十五年（ 1835 ） 2 许景澄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 2 王仁堪 咸丰元年（ 1851 ）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 2 沈曾植 咸丰二年（ 1852 ） 道光三十年（ 1850 ） 2 陈 虬 咸丰三年（ 1853 ） 咸丰元年（ 1851 ） 2 高觐昌 咸丰八年（ 1858 ） 咸丰六年（ 1856 ） 2 王祖畬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 3 江仁徵 （乡试卷）咸丰五年（ 1855 ） （会试卷）咸丰七年（ 1857 ） 咸丰二年（ 1852 ） 咸丰二年（ 1852 ） 3 5 曾 朴 光绪元年（ 1875 ） 同治十年（ 1871 ） 4 蒋 萼 道光二十年（ 1840 ） 道光十五年（ 1835 ） 5 史恩培 咸丰二年（ 1852 ）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 5 缪荃孙 道光三十年（ 1850 ）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 6 按：上表“年谱所记生年”一栏资料主要来源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 — 1990 ）、《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第一辑（台北广文书局， 1972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三书的相关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崇实、李钟珏、唐文治、钱世铭、吴大徵、高觐昌、王祖畬、缪荃孙等八人的年谱均为自订，而其与硃卷“履历”所记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异，足见杨守敬自订《年谱》与乡试《硃卷》“履历”相差一年并非特例。 　　 另外，更为有意思的是江仁徵的两份硃卷，一份是他光绪五年参加乡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为“咸丰乙卯岁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 1855 年 10 月 3 日；另一份是他光绪十六年参加会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却改为“咸丰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 1857 年 10 月 10 日。两份硃卷所填农历的生日尽管都是“八月二十三日”，但年份却整整相差了两年，更与其年谱 [15]所载咸丰二年（ 1852 ）的生年分别相差了三年和五年。这足以说明硃卷“履历”所填官年的不确定性，而江氏等人想通过减岁达到铨选上的某种优势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年谱与硃卷“履历”所记生年相差年数尽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硃卷“履历”所填官年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而没有出现洪迈所说的“增岁”现象。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岁官年现象，但从朱彭寿只强调“应试时少填”岁数的作法，至少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以朱彭寿本人为例也是如此，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朱氏出生于同治八年（ 1869 ） [16]，而他参加的光绪乙未（二十一年、 1895 ）科会试硃卷“履历”中所填的生年却是“同治十年（ 1871 ）” [17]，比他的实际生年整整少填了两岁。可见，应试时少填岁数是当时通行的官年俗例，至于少填几岁，则因人而异，并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岁为多。 　　 如上所论，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官员的履历表中清楚地看出来。 　　 还以江仁徵为例，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他被铨选为江西吉安府永新县知县，其上报的履历上明确写道：“臣江仁徵，浙江进士，年五十岁。” [18]五十岁是他当时的现年，从光绪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丰七年（ 1857 ），即他光绪十六年会试硃卷“履历”上所填的生年。而实际上 1906 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可见，不论是科举试卷上的生年，还是官员履历表上的现年都属于官年的一种，鉴于其产生及发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实的成分明显大于按编年写成的年谱。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做出一个明确地结论：杨守敬在乡试《硃卷》上填报的“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生，正是按照官年俗例少填了一岁，从而造成了《硃卷》与《年谱》所载出生年不同的后果。 　　 由于“官年”一直未成为封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加之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及用心也的确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尽管起码自宋代以来，官年俗例就长期流传，但在官、私文献中却少有记载，也未见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虽然官年现象对于科举、职官制度的整体而言并无大碍，但鉴于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几乎走的是都这条科举进仕的道路，因而在涉及到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生年、享年等问题的研究上，官年现象应该得到重视。 [1]《邻苏老人年谱》是杨守敬在七十三岁时亲自编定的，余下的四年，由其弟子熊会贞续补而成，是记载杨氏生平事迹最重要的一部文献。收入《杨守敬集》第 1 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和州杨氏三修家谱》，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宜都徐氏刊本，十五册。 [3]近百年来各方面撰写的杨守敬传记文章有数十篇之多，其中重要者如：陈三立《宜都杨先生墓志铭》（《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一）、袁同礼《杨惺吾先生（ 1839 —— 1915 ）小传》（《图书馆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 1926 年）、容肇祖《史地学家杨守敬》（《禹贡》半月刊第 3 卷第 1 期， 1935 年）、汪辟疆《杨守敬熊会贞传》（《国史馆馆刊》第 1 卷第 1 期， 1947 年）等。详情参见拙文《八十年来杨守敬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7 年第 2 期。 [4]《邻苏老人乡试硃卷》，杨氏家刻本，一册。原本雕版，上鱼尾，鱼尾下有“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科”十字。《硃卷》包括“履历”、“批语”、“乡试硃卷”三部分，共 18 页。宜都杨守敬纪念馆惠赠复印本，谨此致谢。 [5]参见《杨守敬集》第 13 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6]《容斋随笔》，第 64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检索宋代以后的“正史”、“十通”、“会要”、“会典”等文献及其工具书，尚未见到相关的记载。 [8]《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第 161 页，中华书局， 1982 。 [9]《宋史》卷四五一，第 13276 页，中华书局， 1979 。 [10]《陆氏宗谱》，清光绪十年（ 1884 ）刊本。 [11]《四库全书》史部七。 [12]明王梦熊编《宋左丞相陆公全书》，清道光年间盐城陶氏刊本。 [13]孙炳元：《陆秀夫事迹考》，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0 年第 1 期。持《宋史》记载有误观点的还有：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陆秀夫卒年四十二”条，第 501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 [14]该书汇集清代会试、乡试、贡试硃卷八千余种，其中就包括朱彭寿“寿鑫楼”所藏的二千余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 。 [15]参见张寿镛编《江亭芙先生年历》，《味吾庐外纪》附，载《四明丛书》八集之五，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四明张氏刊本。 [16]参见《安乐康平室随笔·前言》，中华书局， 1982 。 [17]载见《清代硃卷集成》，第 84 册，第 215 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594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来源：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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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1]。
杨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4岁丧父，5岁由母亲启蒙教字习诗。
1848年，从谢先生读书。
1849年，因家贫辍学习商站柜台，坚持自学。
1856年，工小楷。
1857年，中秀才。
1862年，中第八十名举人。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
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
1865年，任北京景山官学教习。到北京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
1866年，专心金石研究。
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自携毡拓之工具前往拓片。
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
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
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
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
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为杨守敬金石知识之渊博所折服。
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亦作“ 元戳 ”，系镌刻花写姓名的印章）一书。时嗜好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成《元押》一书。
1878年，与夫人龚氏及长子杨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
1879年，以知县候选，任教谕。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
1880年，出使日本，为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负责馆内文化事务。期间，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 [2]
1882年，归国后选授黄冈县教谕。
1884年6月，任黄州府学教谕。7月，黎庶昌奏保杨守敬“学问优长，与东土人士交接，甚有声誉”，以知县遇缺即选并加五品衔。
1888年，湖北学政奏保“公博学多闻，士林推重，加一级”。
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
1899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任为两湖书院教习。
1902年，调任勤成学堂总教长。学政蒋式芬奏保杨守敬“学术渊博，后进师资，研精考古，至老不衰，为湖北师儒，宿学之冠，加四品衔”。
1903年，朝廷开经济特科，总督张之洞、巡抚端方合词保奏名列第一，云：杨守敬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代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
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
1905年，提学使黄绍箕聘为学务处议绅。
1906年5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辞未赴任。
1907年，改勤成学堂为存古学堂，仍任总教长。总督张之洞保以内阁中书用。礼部陈宝琛咨举为礼部顾问官。
1909年，任礼部顾问官。
1910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
其中，1906至1912年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
1914年（民国三年），总统、副总统雅重于杨守敬，敦聘为国府顾问，他以年老致仕，不求闻达辞。又催扶杖北行，以参政院参政相嘱，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并聘为清史馆纂修。
1915年1月9日（民国四年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无疾而逝，终年76岁。大总统袁世凯策令：“参政院参政杨守敬，学术湛深，著述宏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其生平事实，著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宿学。”归葬之日，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葬祖茔龙窝。 [1] [4-5]
主要成就编辑 播报
书法成就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6]
多用侧锋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淳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6]
泉币研究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以内阁中山用。民国期间，潜志于著述。生平嗜古成癖。以其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故能多所成就。收藏金石资料、古籍善本甚富，精鉴赏，以长于考证著名于时。于历史、地理、簿录、金石诸学，尤为专长。又致力古泉币研究，于光绪初年与古泉学专家饶登秩校勘、监刊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以校刊精审，世称善本。尝摹拓《激素飞青阁钱谱》传世，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杨氏又得李宝台所作古泉拓本，编为《古泉薮》二十四册，并为之撰前言张之，原稿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收入新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不日可与读者见面。举此数事，可见其于传播古泉学用力之勤矣。著述甚多，其著者有《望堂金石》初、二集，《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水经注疏》《历代舆地详图》《日本访书志》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书。
杨氏生前便以书法名世，求书者虽出多金亦难得真迹一纸。及其殁后，守敬书迹益为名贵。印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则因其书名特盛也。笔者藏有杨氏致梁鼎芬（节庵）书札数通，今为附印其求梁氏代撰贺缪荃孙（筱珊）寿联文一通，用存一代名流佳话。此百年前泉家手泽，读来饶有清趣，唯其行草书间有较难辨认之字，试为释读如下：
节庵仁弟足下：贵恙当已痊愈！顷闻缪筱翁不日七十寿辰。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特着小孙诣府，立待　撰就掷下。恃爱不情，唯　原谅。即请　大安！不庄。兄守敬顿首。三十日如不可即就，烦寄东百老汇一百三十二号舍下为恳。
案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6]
金石文字学
重点研究的是铜、石器物上面古文字，如古代石碑、古铜币、青铜器等古代文物上面的文字，其代表著作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古泉薮》《望堂金石》等10多部。
他特别注意金石文字在治学中作用，考证前人著作，《隋书经籍志补证》运用金石考证订正错误达20多处。
杨守敬第三大成就即版本目录学研究。其著作成果颇多，如《丛书举要》《杨守敬藏书目录》《留真谱》《古刻源流考》等。 [1]
舆地研究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在学术界却颇负盛名。杨氏学术成就最著者为与地之学，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
杨守敬为写《水经注疏》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他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所著《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其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除此以外，杨先生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亦不失为鸿篇巨著。
杨守敬一生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文。《水经》全书一万余字，而《水经注》40卷字数超出《水经》二十余倍，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成巨著。郦道元在注文中纠正了《水经》的许多错误，并指出文献引用处的正误。由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势，郦道元的足迹未能到达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错误。郦书传至宋初，已缺5卷，后有人将剩下的35卷析为40卷，又迭经传抄翻刻，《水经注》遂失其真。有的章节误简夺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深为学者所病。明清两代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的校理工作。
明代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又治《水经注》。在此基础上，乾隆年间更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全力以赴，各成专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经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补齐了脱佚的5卷《水经注》佚文，而且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错误，《水经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诸家仍存在不少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洁之质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乃与门人熊会贞发愤为《水经注疏》，其编撰体例、大小纲领皆由杨守敬拟定。
此书初成时，杨守敬已六十六岁，深恐一旦离世，书稿不能传之于后，“因先刻其图，又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为《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自序》）由于《水经注疏要删》的出版工作做得匆忙、谬误较多，另一方面《水经注疏要删》出书后杨守敬仍继续对《水经注疏》初稿反复进行磨勘，故又有《水经注疏要删》的《补遗》、《续补》和《再续补》的刊出，而《水经注疏》原稿至杨守敬去世前，仍未出版。此后，熊会贞继承师志，继续编纂。至1936年熊会贞去世，《水经注疏》虽有定稿，仍未能刊出。熊会贞临终曾嘱托同乡好友李子魁整理出版该书，1948年李子魁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刊出《水经注疏》第一卷。1955年，《水经注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至1957年全书40卷出齐，共21册，附原稿之一（残卷），稿本是1954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购得。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40卷，用的是前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
《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如《水经注·河水五》：“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杨守敬《疏》文指出，事出《左传》，并说《左传》末句作“非其地也”，同时还引杜预注云：“河阳属晋,非王狩地。”接着《注》文云：“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疏》文指出：“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谷梁传》云：‘温，河阳也。’故服、贾有此说。”有了杨守敬的《疏》文，才使《注》文所述史实，让读者能够透彻地了解。
《水经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疏文中屡有“失考”、“失误”、“郦所见之图籍有误”等语，态度明确。如《水经注·江水三》：“北对举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杨守敬指出：“梁玉绳《瞥记》：‘定四年，柏举之战，《左》《谷》作“举”，《公羊》作“莒”’，盖古以音同通借。郦氏谓仲雍作‘莒’为非，失考。”
在《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一段文字是对长江三峡生动逼真的描述，精彩绝伦，历来为古今文人学士所传诵，一般认为是郦道元本人所撰写。《疏》文则指出：“自三峡七百里”句至“泪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引文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 [1] [7]
藏书
杨守敬自幼嗜书，却学优而未能仕。杨守敬二十四岁中举，至光绪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先后七试进士，终因时运不济而落榜。尽管如此，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由此奠定了他的目录版本学和金石考据学的基础。
光绪六年三月，杨守敬第六次会试不中，无奈之下，遂于是年夏天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招请，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际，提倡新学，摒弃旧学，古典汉籍更是被看作落后的象征而随意抛掷。於是杨守敬得以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散佚的善本秘籍。杨守敬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森立之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杨守敬在森立之处看到他所摹写的善本书影数册，爱不释手，森立之见杨守敬如此宝爱，慨然举赠，杨守敬则从中得到启发，补以在日本所访得的宋元秘本的样张后刻版行世，名曰《留真谱》，从而开创了古籍版本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影先河。森立之又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此后，杨守敬按目访问，更为便利，仅一年时间，竟购求到三万多卷古书。若干年后，日人觉悟，懊悔非常而无奈何。撰有《日本访书志》15卷，是一部知见书录，每书有解题，是近代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一年后，黎庶昌接替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号纯斋，贵州遵义人，光绪中曾两度出任驻日使臣。黎庶昌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当他听说杨守敬在日本访得许多国内已失传的古书后，很受感动，遂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刻印《古逸丛书》，於是杨守敬愈发热心访古。杨守敬本来就能书善画，去日本时，曾带去了汉、魏、六朝、隋、唐的碑贴一万三千多册，利用这些碑贴，杨守敬不仅向日本广泛传播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还以此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光绪八年至十年，杨守敬协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多为当时国内已失传的秘本。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并於光绪十四年在湖北黄州（今黄冈市）筑园藏书，租屋10数间，因和当年苏东坡在赤壁的“雪堂”相邻，遂建藏书楼名“邻苏园”，以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也。光绪二十九年，杨守敬在武昌建成观海堂，并移书於武昌，自称其有书数十万余卷。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於上海，但其书未及运出，当时，都督黎元洪应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之请求，发出了保护杨守敬藏书的启示："照得文明各国，凡於该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中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6]
版本目录学
杨守敬对目录学有精研，编有《邻苏园书目》著录图书600余种，《观海堂书目》抄本6册，收书近5000种，著录多古抄本及古医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杨守敬刊行了他在日本访书时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的知见录《日本访书志》，在目录学有很大影响。1926年，藏书归于故宫博物院，何澄编有《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著录有3000余种古籍；藏书现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2年，将其藏书由武昌运抵上海，民国三年，杨守敬应聘为袁世凯顾问，藏书又转运至京师，去世后，大部分藏书相继出售给故宫博物院。留存武昌的少部分藏书归于湖北省图书馆。晚年在上海曾卖书自给，求书者颇多，尤以日本人为多。藏书印有“邻苏老人”、“惺吾审定”、“杨惺吾日本访书之记”、“杨惺吾东瀛所得秘籍”、“星吾海外访得秘籍”等。 [8]
个人著作
杨守敬最大的成就是舆地学，也即历史地理学。著作甚多，代表作《水经注疏》《历代舆地沿革图》2301幅，军用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1幅，绘有《水经注图》304幅，以及《隋书经籍志补正》《晦明轩稿》《汉书地理志补校》等20多部。世人评价最高、最多是《水经注疏》，清朝学者罗振玉将其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与光绪时李善兰的算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并誉为当朝的三大绝学。毛泽东在世时，曾提议出版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且纠正了前人错误多。其纠错二法：一是金石考证，对照实物用事实说话验证。二是实地踏勘，亲身亲历。如清江（古称夷水）的发源问题。《水经》载：“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水经注》也以错传错，郦道元在未到实地考证情况下也认为其源在鱼复县（今奉节）长江。即清江上游源头与长江相通，再流到宜都入长江。杨守敬经实地踏勘，认为清江源出利川。三是杨守敬在治理学问时，时刻与服务现实结合，他在《水经注》中即提出了重视植被、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的思想。他认为古代长江两岸均有树木，近代砍伐将尽、居民不知种树，时间长了会造成水土流失，堵塞河道，造成洪水。四是他首开彩色套印地图之先河。杨氏之前地图，一般为单色（黑色）清绘，杨守敬在研究《水经注图》等时，为便于区别正误，便引进红色而朱墨套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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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不准出境者

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 ，2001年、2013年颁布的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作废，重新定义作品限制出境名家，「艺周刊」联合艺周刊美术馆逐一推介，以飨读者——

他是代表作不准出境者，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他在学术界颇负盛名，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创作的《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众多成就中，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的地位。
他就是至今仍被日本书法界称为“现代书法之父”的杨守敬——


水经注疏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

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杨守敬杨守敬4岁丧父，5岁由母亲启蒙教字习诗。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

杨守敬 梁武帝评钟繇书横披 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守敬 激素飞清阁评帖记稿本 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守敬书法

杨守敬书法

杨守敬书法

杨守敬书法

杨守敬 地有人如联 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守敬 几家茅屋四条屏 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守敬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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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人，竟然被日本称为现代书法之父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著名书法家、书论家。他有多部书论专著传世,提出书家须有“品高”、“学富”的重要理论。他在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四年中,日本许多著名的书家都投到他门下受业,其理论和实践引发了日本书法的现代化,被日本书坛尊崇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日本文化史上彪炳千秋。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五十岁时曾在黄州邻苏园藏书,因与东坡赤壁相邻,故晚年自号邻苏老人。生于商贾世家,台湾《中华民国文化史》一书称杨守敬系湖北宜昌人,实际上他是宜昌文化辐射区内宜都市陆城镇人。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既为人所知而又鲜为人知的三峡文化名人,世人多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殊不知他杰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国学大师。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精舆地,是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大师;善书法,是蜚声中外的书法家、书论家;通训诂,是造诣极深的金石文字学家;喜收藏,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精版本,是卓越的版本目录学家;工方志,是世所公认的方志学家。

杨守敬的书法成就仅亚于舆地学,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蜚声国外,特别在东南亚和日本影响更甚,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深受日本书坛的景仰,形成一个俊彦众多的杨守敬书法流派。杨守敬楷、行、隶、篆兼擅,被日本书坛推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

杨守敬撰有多部书论专著,影响最大的有《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和《学书迩言》。其书法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碑帖”并重,旁通远绍

中国的文字书法源远流长,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到秦汉六朝的碑刻篆隶,古奥苍劲,各显神韵:甲骨文的瘦劲古朴和刀味,钟鼎文的繁曲奇诡和铁笔,汉魏六朝碑刻篆隶的雄肆犷达。

加之“二王”(羲之、献之)、“二郑”(道昭、述祖)驰骋书坛,中国古代书苑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蔚为壮观。因此,欧阳修说:“书至梁陈之际而二绝”。所以,书迄唐代书坛各体皆备,百花争妍;又值李唐开国,设书科取士,书风抖擞。

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颜真卿“六大家”,相继驰誉书坛,标准海内,为世所师宗,成为楷法极则。从此翰墨之士趋之若骛,蹈袭之风笼罩后代。降至元代赵孟頫书名盖世,学习众家之长,然终生烙有李北海的胎记,其风格娇妍媚骨,令后学者群起效尤,至明代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明太祖以八股取士,唯“帖学”是尚,士林翕从,于是“帖学”风靡明代书坛。而“帖学”主要以历代前贤手迹摹刻成帖,特别是晋代王羲之和唐六大家为重心。故而明代书家大多不敢越雷池一步,久沿成习,便产生一种程式化、规范化的馆阁体,并一直沿袭到清代,为康乾二帝所嗜。

“帖学”到清初已是强弩之末,毫无生气,一些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便另辟蹊径,追求“碑学”古朴苍劲的风格,中国书法艺术开始透出革故鼎新的曙光。自清代乾隆年间,古代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和随之而兴的金石考据学,给中国书坛以巨大的影响,尊碑抑帖风气应运而滋。

又经阮元倡导、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鼓吹,“碑学”卓然而起;至咸丰、同治年间,天下景从,几乎取帖学的传统地位而代之,宗师篆隶、碑版、崇尚六朝之风,研习秦汉之学,书坛风貌骤然一变。至光绪年间,河南安阳殷墟大批甲骨文出土,使“碑学”的盛行得天时之助,锦上添花。到明末清初,现代照相制版印刷术的出现,更促进书法艺术传播,大批古代碑版拓片、甲骨、钟鼎相继影印刊行,书法名迹公开展览,书坛进入柳暗花明的时代。

如上所述,帖学自“二王”迄清,一枝独秀,沿袭了千年之久,每况愈下,势必为碑学所反动。然而清代碑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张扬北魏碑法,扬碑抑帖;康有为追随包世臣则更尊魏卑唐,所著《广艺舟双楫》便发挥到极致,他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碑学从阮元、邓石如、包世臣、张廉卿、赵之谦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风流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碑学派以北魏碑为宗,其偏颇和短绌日益显著。杨守敬正是看到了帖学和碑学各自的优长和短绌,他敢于突破碑学派包康崇碑贬唐的门户之见,彻底摆脱传统的馆阁体的藩篱,他在推崇南北碑与尊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法大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庙堂》、欧阳询的《醴泉》、褚遂良的《圣教》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以后,便没有新生面,故他所著的《评碑记》、《楷法溯源》,皆以唐代为断。

这样碑帖并举,集碑帖之优别开生面,兼擅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他一方面深入研究书学理论和书法传统,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又广肆搜集各种碑刻和法帖,以致搜奇选异、积篑成山以嘉惠后学。仅《楷法溯源》一书,就收有风格不同的法帖82本和自汉迄于唐646块碑刻,这是杨守敬的“中庸”艺术哲学的生动体现,足见其在碑帖并举理论上的开启之功,成为中国近现代书坛的先驱。

二、是大胆创新,力主八面用锋

历代书家一致主张“笔笔中锋”。柳公权有名的笔谏:“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于正,中锋即是正锋。杨守敬实践上力倡侧锋,理论上则进一步提出了八面用锋的主张,他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冲破馆阁体的樊篱,熔汉铸唐,不论是行、楷、隶、篆,都能以侧锋楷笔,写出刚柔相济、碑帖并举的各种书体。

因此他的书法,既有金石碑碣古朴苍劲、刀劈斧削的特征,又不失法帖秀逸、英姿飒爽的优长,而绝无矫揉造作之妍润媚骨,为世人所师宗。先生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日本闻人亦钦仰至极。

三、是重视字外功夫，讲究“品高”、“学富”

杨守敬深谙其中三昧,不仅重视字内功夫,也非常重视字外功夫,他在肯定前贤梁山舟学书“要天分、要多见、要多写”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书家艺术气质和学养的养:“一要品高,一要学富”。

“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学富,胸罗万象,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是他数十年学术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并率先垂范。他人品高,书品高。人品高,首先表现在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曾被吏部遴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簿书而婉拒;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名声而笼络士林,延聘为国府顾问,参政院参政,他以“年老无意出山”而谢绝赴任,黎元洪又催发,他以“政治非长”而婉拒赴京后终被强入都。

进京后,凡合时宜的议题,莫不赞同,并针对当权者提出“忠孝节义”，提议编《正气集》而其他会议则“一语不发”。其次,他有拳拳的报国之心。他为了搜集资料,常废寝忘食,利用入京会试之机,每每到琉璃厂法帖店搜求资料,常夜漏三四下才踽踽而归,街上灯火尽熄,回寓舍后还要挑灯描摹,可谓呕心沥血。后任清朝驻日本的外交官的四年中,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的欧风美雨、否定汉学之机,汉籍价廉,节衣啬食,复以卖字增其缺,于书肆藏家多方求购散佚在日本古籍善本,运回祖国。

其藏书达40多万册,其中孤本逾万册。而且大多是唐、宋、元、明的钞本,为抢救祖国宝贵的典籍呕心沥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视为自己的财富,而视为祖国的财富。因而在他易箦之际,谆谆嘱咐家人将所有这些典籍无偿地捐赠给国家,以保留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杨氏三修家谱》卷七就有他遗命捐于政府、贮故宫博物院及北海松坡图书馆以资料保存的记载。没有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高尚人品,是难以臻达这么崇高的境界的。

四、是提倡经世致用

杨守敬认为通俗性是书法创新的重要原则,而文字的可读、适用是构成这一原则的基础。他反对书写那些“怪骇”、“不适用”、“不尽识”的古奥文字。指出“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绝能,变化无方,今不适用,又不能尽识”,因此摈弃。又说“晋人虽工行草,然但用之简朴,未有施之金石者。南朝至齐梁,北朝至齐国,所刻碑碣,皆具体分书,或杂篆书而用之,若李仲璇、曹子建碑是也。至今视之,颇为骇怪,不知当时固未尝判若鸿沟也。这些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杨守敬虽然作为一名公使随员的身份赴日,但他身为一名杰出的书法家、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尤其是他以“储藏之富、当世罕匹”的卓越的藏书家进入东瀛,携带了汉魏六朝碑版原拓13000多件,汉印60方,古钱币等稀世珍品达近700枚之多。这些上国神品令日本学者大开眼界,艳羡不已。他的书法理论传授给日本书法家后,旋即在日本刮起一股兴碑帖与篆隶书的旋风,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英山将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影响喻为“杨守敬的旋风”。开创了日本书坛的新风。同时,他又把重考据、重小学、重史地经学、重金石趣味的乾嘉学术风格带给日本文坛,导致日本文风的转变,日本学术界纷纷师宗杨守敬,奉为圭臬。引发和加速了日本书法现代化的进程。

杨守敬给日本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引发了日本明治书法维新,使日本书法摆脱了中国帖学的羁绊,跨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被誉为日本明治书坛的三大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严谷修一六、松田雪柯,都曾受业在杨守敬的门下。与日本著名书家过从甚密还有冈千仞(衣)、山本竟三、川田雍江、山中信天翁、水野疏梅、矢土锦山他等等。

他们都尊崇杨守敬,特别是有日本书坛祭酒之尊的日下部鸣鹤《在日本近代书道的先觉者山本竟三先生五十四忌追悼纪念展图录作品集》中称颂道:杨惺吾守敬博学宏才,研精金石碑帖,古今书法无所不通。此卷为岸田君背临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不拘形似,深契古之神,非老手安能如此乎?吴昌硕俊题卷首,四篆字精妙绝伦,洵可谓双璧矣!二家皆海外之益友也,而惺吾客岁已归道山,君其宝爱焉。景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被中国书家誉为“东海彼岸的书圣”的日下部鸣鹤,他不仅碑书遍及日本列岛,他的门生,如田井天来、丹羽海鹤、渡边沙鸥、近藤雪竹等人,后来都成为日本书坛俊彦,至杨守敬促成了北碑雄浑书风兴盛局面。回国后,他的门生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严谷修一六依然为日本书坛旗手,他们的门生也赓续北碑书风,杨守敬的旋风彪炳日本书坛足足一个世纪。

杨守敬回国后,仍有日本不少书家来访论书,山本由定、水野等人即为其中拜门学书者。水野学书勤勉,在他学书的4个月里,杨守敬已届耄耋、风烛残年,抱病专为水野写了一部教科书式的书论专著《学书迩言》。日日亲炙,殷勤垂训,诚为中日书法交流平添一段佳话。水野学成即将归国,师生情意缱绻、依依惜别,水野赋诗一首表心声:“钦仰风容玉样温,胸无城俯共谈论。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汉碑远溯源。介绍一生翰墨妙,奇书万卷草堂尊。殷勤向我传心画,正是深高海岳恩。”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师长的仰慕之情。由于杨守敬书法理论独标高格,又抢救了日本汉学,被日本学者誉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荣膺这一殊荣,表明他在日本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

现代日本书家慕名造访杨守敬故乡,前来进行学术交流仍络绎不绝。1986年3月,以中田勇次郎为团长率“日本书法学术交流访中团”参加了由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杨守敬及其流派书法作品展”,中日双方进行了学术交流。1987年8月,杨守敬纪念馆落成开馆,以杉村邦彦为团长率“日本书法交流访华团”参加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并与“杨守敬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1990年9月,以石桥鲤城为团长率“日本书道教育研修团”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1992年8月,以杉村邦彦为团长率“日本杨守敬书学交流访华团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并与杨守敬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书画展。

以来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在日本,对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作为楷模学习,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杨守敬,诚为大家所周知,他于明治13年应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延聘来到日本,直到明治17年归国为止,在这4年间的驻日期间,与日本朝野名士亲密过从,在学问、书法等诸领域给予极大的感化。此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正处于走向世界的跃进之中,新兴的意志正在炽热地燃烧,当时日本的近代书道界,由杨守敬所带来的北碑书法,作为新兴潮流不可遏止,基于这种意义,杨守敬是日本近代书道的恩人,即使日本的书家,也无不仰其高名,并且从内心尊敬他，足见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绵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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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年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出生，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

177年前,是我国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老先生的出生的日子。杨守敬他用毕生的精力和学识，运用金石考古等多种方法研究我国的地理水利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就是出自他的手中。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地理水利方面的建设，都从这些记载当中获益颇丰，今天就带着大家走进历史的长河中，去了解我国首位历史地理学家的故事。

一、杨守敬出身富商家庭

杨守敬于1839年，出生在湖北宜都，是我国民国初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和金石文字学家，为我国的地理水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杨守敬是出身于湖北的一个富商家庭里面，他的家族生意遍布了整个湖南。

杨守敬的父亲也是一位比较开明的人，从小就带着杨守敬到处走南闯北。可惜的是，还没到杨守敬长大成人他的父亲就因为疾病离世，后来就由爷爷抚养长大成人。

杨守敬父亲离世之后，家道逐渐衰败，一开始的时候杨守敬还能去私塾读书，里面的老师也特别照顾他。但是在他10岁那年，家中的生意已经惨淡不堪了，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再让杨守敬去念书。

私塾的老师就告诉杨守敬家人，如果再交不上钱就让杨守敬不用再来学校念书了，果然每个时代有这种墙头草之人。后来杨守敬被退学之后，他的爷爷从外面买回来一大堆书籍让他在家里面坚持自学。

杨守敬在学习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他本身也很努力，在他自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个路过他家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杨守敬家一住就是两年，平常有空就指点一下杨守敬在学习上遇到的难题，一直到了杨守敬1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家。

十八年的寒窗苦读，年仅19岁的杨守敬终于高中了秀才，成为当地一时的少年名人。随后在他23岁的时候，考取了举人，这也是全湖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举人。

二、杨守敬出使日本，抢回大量古籍

杨守敬考中举人之后，他对学习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在后两年他上京考取进士奈何第一年就由于成绩不理想，直接被淘汰。在光绪的十二年间，杨守敬一共前前后后上京考进士已经超过7次，第7次赴考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杨守敬上京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收集一些古典书籍，去研究里面的文字和考古书，这也是为他后面的金石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考取进士期间，杨守敬收到了一纸诏书，就是跟随中国公使何如璋前往日本去做探访，期限是3年。杨守敬在1880年前往了日本，去到日本之后，杨守敬就发现着这里的文化气息和中国有些相似。

因为当年日本是派过大使来到唐朝，进行文化的互相交流的，没想到到现在还能保持着那份气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杨守敬发现日本存有大量中国古籍，有些已经是时失传的独本，是关于中国地貌、文化、医术等等的古籍。

这些古籍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日本在清末年间到中国偷运回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历代文化交流互换得来的，杨守敬觉得这些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不能往外传出。

在日本的三年期间，杨守敬联合了身边的几个人，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他们省吃俭用在日本各个地方去购买这些中国古籍。在1882年回国的时候，秘密地把这些古籍运送回到国内，等杨守敬回到中国之后，日本方面才知道这件事情当场就大发雷霆，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

三、创作出《水经注疏》

杨守敬回到国内之后，就被当选为黄冈县的教谕，就是正式老师。在当老师的这段期间，杨守敬教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有部分学生还是后面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到了1899年，就被当时的广湖总督张之洞聘请他为湖北和湖南的书院教习。在当总教习期间，他游览了很多关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书籍，他发现目前还有一本是真真整整全面介绍我国地理样貌的书籍。有的古籍只是简单的记载，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位置和作用。

自有明代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后有清初顾炎武、顾祖禹、等人又治《水经注》。这些书籍都是描述中国地理位置等问题，但是里面记录不详细，在杨守敬六十六岁的时候，花费毕生精力终于创作出《水经注疏》。

此书是中国地理学达到最巅峰的时刻，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全面的介绍了中国水利、农学、民俗等等方面的知识，这本书长达40多卷，就单单中国的河流就记载了3000多条，全书高达200万多字。

自从推翻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时期。而杨守敬在1914年，被民国总统任命为政府顾问，为国家的文化和内部问题提出建议。

在1915年1月19日，杨守敬在北京离世享年76岁，被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策令杨守敬老先生安葬之时，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以最高规格下葬这位功臣。他所留下的《水经注疏》、金石文字研究、书法至今广为流传，特别是《水经注疏》这本古籍，为国家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总结

杨守敬老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他那种强烈的爱国之情是我们值得去敬佩的。他原先也是一个普通人，在面临没有书可念的情况，他依然坚持自学，这种精神是现在每个年轻人都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学习，就没有现在的成就，知识不仅能够改变命运，而且你用对了对方还能千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