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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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回顾近40年来红山玉器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随着198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群调查和发掘工作顺利的展开，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明确和遗迹单位组合清晰红山文化的玉器，备受中外学术界之关注[1]。其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造型甚受注目，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的关键。2008年8月13日，我们在赤峰学院，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 的项目。随后，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在赤峰和朝阳等地博物馆，对各地出土的红山玉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纪录[2]。同年10月30日至11月17日，幸蒙郭大顺先生的照拂，我们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如下地点：包括牛2Z2M1[3]、牛2Z3[4]、牛2M4[5]、牛2M21[6]、牛2M27[7]、牛5M1[8]、牛16M2[9]和牛16M4[10]出土的玉器，进行多角度数码拍摄、文字记录和硅胶微痕复制等。这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是次观察玉器的成果，从工艺技术上初步探索，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有待今后的发表。

玉器技术结构的相关概念，包括如玉料来源、矿物分析、玉器出土状况、制作工艺、类型组合与功能、使用后变形、玉器社会中流传、玉器社会价值递变、玉器埋藏后变化等，均是考古学研究所热切关注的[11]。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量的出土，如雨后春笋。这些玉器研究基础性的工作，不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对各种的资料作出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否则相关出土玉器的资料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本文是从玉器技术角度作为一个介入点，为牛河梁遗址群相关玉器工艺资料的积蓄，为今后红山文化玉器深入的研究，提供对比的基础。这篇文章是对牛河梁遗址玉器技术体系思考的尝试，乞请大方之家指正。

二、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红山玉器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料来源，是很值得探索的课题。19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红山玉器玉料来源于岫岩玉矿的蛇纹石，并不知道这些玉器矿物是真正的软玉。稍后，据地质矿物学家闻广的鉴定，认识到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是一种色调偏黄的软玉，质地均匀，具一定透明度。对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闻广慎重的指出：「现代辽宁宽甸所产的青黄玉及甘黄玉，均为透闪石软玉，与红山文化的特征玉材相似。」[12]

最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及考古学者的合作，对岫岩一带软玉产出类型、地质背景、物质组成、开发使用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对于红山玉器方面，他们通过对内蒙及辽宁各地实际的考察，论证「红山玉器从质地、色调、光泽几方面，絶大部份都与岫岩透闪石玉玉料标本相近」。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岫岩软玉玉矿对东北史前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确定了距今8000－40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所制」[13]。

然而，郭大顺对红山玉器原料来源，却提出了另一种的考虑。他指出贝加尔湖玉料「质地、色泽近于红山玉，红山文化的分布又以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最为强劲，或许可以考虑红山玉的来源与贝加尔湖地区的关系」[14]。以上红山玉料来源于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的看法，都是从玉质及色泽的角度作判断，两者的结论不同，但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具体来说，玉料来源于原生矿或者次生矿区分、玉料出产地质条件分析、玉料产出状况地貌差异、玉料本身质量及颜色等问题，都会是当时人类对玉采集或使用的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如玉料采集来说，可区分表面采集、玉矿露头地方捡拾，或者是挖掘原生玉矿床等不同的手段。这方面还牵涉到玉料产出多寡，采集环境生态条件差异，采集程度难易等问题。此外，玉料的大小和形状，亦影响到运输和保存的考虑。例如软玉原石是否直接输出？抑或是在采集玉料当地，制作半成品或成品再输出？这些问题通过对玉矿调查，遗址出土玉器相关遗物分析，是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其中如玉器上玉料皮壳特征的颜色和包含物，外皮位置及覆盖的范围等，均有必要深入的分析。其次玉器加工过程中一些特殊类型的器物，如玉芯的出现等，对玉器加工流程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最后，就玉料来源的探索，从中更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领域的空间，移动路线的追踪，不同聚落间互动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来源探索，可以从软玉矿源、采集方式和运输等几方面具体探索。

目前学术界一般指出，红山玉器的矿源，可能与岫岩和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都有关系。从空间上考虑，红山文化玉器与辽东的岫岩一带，有就近取材的地利。有些意见认为红山玉器大部份的玉料，可能与岫岩一带玉矿关系密切。2011年7月，郭大顺在岫岩举行的「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论文，对岫岩一带史前软玉考古资料，作了初步的梳理[16]。

他指出岫岩软玉的历史，据玉矿与出土玉器史前遗址空间的关系，由近而远可细分为三个地域。

第一：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如岫岩县西北西山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年，出土玉石器13件。

第二：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周边，如东沟县后洼遗址，年代距今6000－5000年，出土玉器32件。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郭氏总结辽东地区史前遗址玉器发现率和使用相当高，证明辽东人是相当喜用玉器的部族。此中北沟、文家屯、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出土了采集玉料及加工玉器相关的资料。

以上通过岫岩一带使用软玉遗址的分析，如果从年代及范围再扩张一点的话，即从最早使用岫岩一带玉矿的兴隆洼文化考察，此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等，年代在距今8200－7200年间。其中一些遗址如南台子并没有出土过玉器。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所得玉器仅20多件，共重319.9克。

整合以上考古发现与岫岩软玉使用的历史，其中一项让人注目的倾向，即距离岫岩一带玉矿越远的遗址，却是现今所知较早使用岫岩软玉的部族。并且，在史前距离岫岩越近的遗址，反而出土岫岩玉器的年代却越晚。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解读为：较早期史前岫岩一带对软玉的使用，并不是与玉矿的空间距离成正比的关系。更可能是在距今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的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辽西地区一些较大型中心聚落的部族，随着氏族社会文化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部族中的特权贵族，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使用玉器象征性功能的需要，才通过部落间相互往来及交换等途径，而获得小量的玉器。

按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均是当时氏族社会的中心性聚落，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在东北亚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代表。但从他们控制或可以使用玉器稀少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兴隆洼文化的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是非常不易的。到纪元前4000纪年的阶段，如果我们以重量计算对比，红山文化用玉的数量，肯定比兴隆洼文化部族的用玉，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之多。这反映红山文化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有了更大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岫岩玉生成区域以至周边地带，发现相关考古遗址并不多。这可能是限制于当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如红山文化进入唯玉唯葬阶段，人们对玉文化极度尊崇的社会中，为了加强控制岫岩一带玉料的资源，当时辽东地区在产出玉矿的周围，应该会出现一些可能是采集或制作玉器的专业集团聚落。郭大顺指出，辽东半岛一带距今6000－5000年前一带遗址中，普遍发现玉料与制作流程的一些玉器制品。这些辽东半岛周围的遗址，也可能是接受了来自岫岩一带专业制玉集团的影响。再者，就现今发现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从出土玉器数量与玉器玉料母岩的角度考虑，牛河梁遗址群中一些墓葬的主人，对岫岩一带玉料的来源，显示未必有强有力的直接控制。

这里仅以笔者曾观察牛河梁遗址两座墓葬中的玉器讨论。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从M21与M4、M14迭压关系，可知M21是年代较早的一处墓葬。M21随葬玉器丰富，多达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个墓葬中，葬玉最多的一座[17]。据肉眼观察，除去一件管箍状器（M21:8）严重风化外，其余19件玉器，保存良好，只有表面微弱的风化，基本上保留原玉料的颜色。就从玉色细微差别及玉器上保留原玉砾皮壳色调考察，这19件玉器可能是出于不同母岩玉料的个体，其中可再区分两大类（图版一）：

A系：岫岩系玉器

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包括有龟（M21:10）、竹节状器（M21:11）、兽面牌饰（M21:14）、箍形器（M21:2）、勾云形佩（M21:3）、镯（M21:15）共6件。

B系：贝加尔－吉黑系玉器

呈灰白与绿白色调，透明度较大，如璧（M21:4、5、16、18、20）、双联璧（M21:6）。

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A系玉器中，如龟、竹节状器、兽面牌饰、箍形器、勾云形佩和玉镯，均各只有一件。龟和勾云形佩两者，都很明显是由特别细腻的河砾玉料制成。这6件玉器，很可能是来源不同玉料的个体。从迄今发现红山玉器中，龟、勾云形佩、兽面牌饰及箍形器，无可置疑是属于红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另一方面，B系的环、坠等器物，其中以（M21:16、20）及双联璧（M21:6），都是带绿白色，透明度较高的玉器。从玉色和玉质上，均与岫岩一带软玉有着差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M21中「……具有吉黑地区玉器风格的玉器，如不规则的菱形器、小型刃边璧形器、双联璧器型，絶大多数玉料的透明度较高，呈淡绿、黄绿和淡青色，较洁净或有少许杂质，与上述（红山文化晚期）两种常见玉料不同」，「M21的墓主人是来自吉黑地区的巫师」[19]。

按笔者肉眼观察，M21的B系玉器，确实具有吉黑一带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质。另一方面，B系玉器中环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如果单纯以物以罕为贵的原则考虑，我们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人们的眼中，B系比A系玉器的社会价值较低。

以下我们再以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出土玉器考察[20]。此墓出土7件玉器，包括璧和龟各两件，箍形器、勾云形佩、镯各一件。这7件玉器的质感和色调，都较接近岫岩一带出土的玉料。其中一对玉龟，更显示雌雄的特征，应该出自同一玉工之手，更可能是从同一玉料母岩制作而成。此外，两件玉璧和勾云形佩的玉质和色调，亦比较接近。

整体来说，从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玉器的大小和工艺特征来说，一对龟和勾云形佩玉器社会等级价值可能较高。再者，此墓没有呈泛白透明度高的璧和双联璧般的玉器。从上述第2地点1号冢M21和第5地点1号冢两处墓地出土玉器对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M21反映红山玉器玉料，可能主要有两处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岫岩一带的周围；其二是贝加尔－吉黑系的玉矿。

2.      从M21的20件玉器中，社会价值较高具有「不可让渡性」的玉器，均为岫岩系玉料。

3.      M21墓主人所收藏20件玉器，来源于不同个体玉料母岩，这说明当时对玉料来源地未有直接控制的能力。估计大多数玉器是外来成器直接入手使用。

4.      第5地点1号冢主人，应该与操控岫岩一带玉矿产出的集团，有着较密切关系。

以上从玉料来源和不同玉器使用和社会价值差异等角度分析，初步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来源的复杂面貌。

（原文载于《第七章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技术初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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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2] 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54－65；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66－98。

[3]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4]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5]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6] 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页9－14。

[7] 同注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71。

[8] 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页4－8。

[9] 同注1，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

[10] 王来柱：《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lang=EN-US>[11] 邓聪、刘国祥、叶晓红：《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科技考古的方法和实践》，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274－300。

[12] 闻广：《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宝玉石》，1991年第4期，页32－34；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东亚玉器》第二册，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页220。

[13] 王时麒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119。

[14]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37。

[15] M.-L. Inizan, M. Reduron-Ballinger, H. Roche, and J. Tixier, 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 (translated by J. Feblot-Augustins) Nanterre: CREP, 1999.

[16] 郭大顺：「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页1－3。

[17] 同注6，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页9－14。

[18] Rowan Flad, “Xinglongwa Jades and the Genesis of Value”, The Origin of Jades in East Asia, Jade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pp. 224-231.

[19] 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48－60。

[20] 同注8，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页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