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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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凌源市与建平县的交界处，东经119°30′，北纬41°20′。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
遗址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第十六地点的发掘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4年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重点大遗址。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12年与赤峰市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一起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址和珍贵玉器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她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物证，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都产生重大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确是中华民族寻祖问源的圣地、东方文明的曙光。
中文名称 牛河梁遗址 外文名称 Niuheliang Site 类    别 红山文化晚期遗存 地    点 辽宁省朝阳市下辖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 竣工时间 2012年 开放时间 全天 文物级别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遗存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 遗址文物 玉龙、玉人、玉凤等 遗址年代 约为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 批准单位 国家文物局 保护批次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批准时间 1988年1月13日
目录
1 历史沿革
2 重点遗址
▪ 女神庙
▪ 祭坛和积石冢
▪ 金字塔顶
3 遗址保护
4 出土文物
5 重大影响
历史沿革
牛河梁遗址区所在的辽宁省西部靠近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战国时属燕右北平郡的东北境，辽西郡的西境，西汉时，今凌源、喀左、建平县属右北平郡白狼县、字县、城县。东汉时为乌桓、鲜卑所据。三国魏时为鲜卑地，西石晋时曾一度设平州昌黎郡，不久为鲜卑族所据，先为鲜卑字文氏地，后并入慕容氏，为前燕地。前燕建都龙城即今朝阳老城区。北魏到隋唐时为营州境，北魏时这一区域设广都、石城县，属建德郡。唐代置营州都督府，朝阳是营州柳城郡治所，后又是平卢节度使治所，时各郡县皆废，都属柳城郡。“安史之乱” 后，这一带为契丹族占据，奚人活动的南界也曾到达白狼水。辽代时今建平、凌源分别为中京道大定府惠州地与榆州和众、永和二县及潭州尤山县。金代属北京路大定府，县名大体沿袭旧称。元代属大宁路，今凌源分属尤山县、和众县。明初，先后属大宁都指挥使司新城卫、营州左屯卫和中屯卫、大宁卫，后为兀良哈朵颜卫家古牧地。明末清初，这一带为喀拉沁左翼旗地，属卓索图盟。
公元1738 年（清乾隆三年) 设塔子沟厅，属直隶省承德府，厅治在今凌源镇。公元1774 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分塔子沟厅东部设三座塔厅，厅治在今朝阳市。公元1741年（清乾隆四十三年) 撤塔子沟厅设建昌县，属承德府，县治仍在今凌源镇，辖今凌源、喀左、建昌三县。公元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分建昌县东部设建平县。公元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 朝阳升府，建昌、建平两县属朝阳。从此，牛河梁遗址区为建平县与建昌县（即今凌源县) 的交界地带。民国初改建昌县为凌源县，与建平县同属热河省。1956 年热河省撤销，牛河梁地区属辽宁省朝阳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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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遗址
牛河梁遗址保护范围58.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23.56平方公里。
牛河梁遗址已有编号的共16处遗址点，面积约8平方公里，是牛河梁遗址的核心保护区，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在这16处遗址点中，第一地点、猪首山和第十三地点在同一条直线上，形成了牛河梁遗址的中轴线，其它各处遗址点均围绕这条中轴线分布。
目前牛河梁遗址对外开放两处遗址点：女神庙遗址、祭坛和积石冢遗址。
女神庙
第一地点女神庙遗址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海拔631.1米，庙的平面呈窄
长形状，南北最长22米，东西最窄处2米，最宽处9米，方向南偏西20°。庙分主体和单体两个单元。主体部分为多室相连。主室为圆形，左右各一圆形侧室。北部为一长方形室，南部从平面看为二圆形室，并与一东西横置的长方形室相连。庙的主体部分为七室相连的布局，南北总长18.4米。主体部分以南横置一单室，长6米，最宽2.65米，主室与南单室间隔2.05米。



庙为半穴式土木结构。现保存的地下深0.8米—1米。从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交接处保留的弧形墙面观察，墙壁地下部分竖直，地面上呈拱形升起。从南单室四边成排分布的炭化木柱痕分析，地上原立有木柱，内侧贴成束的禾草，再涂抹草拌泥土形成墙面。墙面上做出多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多为方形带，宽4～8厘米不等。从现有的标本看，以方木条为条为横木，与之相交的立木为圆木柱，其间以仿椎卯式相接。墙面为多层，为便于层层粘合，内层墙面上常做出密集的圆洞，密布如蜂窝状。墙面还有用朱、白两色相间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线条皆为宽带的直线和折线，并以两两相对的折线纹为一组。虽较为简单，却应为国内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壁画。
女神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庙内出土了被誉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女神头像” [1]
祭坛和积石冢

第二地点祭坛和积石冢遗址位于建平县富山乡张福店村马家沟村民组西830米、牛河梁山梁南段一鞍脊状山岗上。海拔高程约625米，村民又称“西梁”。第二地点正北方向的牛河梁梁顶就是第一地点“女神庙”遗址所在地，两个地点相距1050米。
第二地点总体范围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共占地5850平方米。由六个单元组成。三号圆形祭坛，在祭坛西侧为一、二号冢，东侧为四、五号冢，北侧是六号冢，因北侧遗迹保存较差，疑似积石冢，所以暂称为冢六，就这样构成了“五冢一坛”的形式。
第二地点积石冢内的墓葬已经体现出等级形式，墓葬规格已有高低之分，随葬玉器的多寡与规格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人独尊”、“王者之上”的思想理念。陶筒形器是当时极具特色的一种陶祭器，上无盖、下无底，摆放在冢界周围，在祭祀时起到上通天、下通地的作用，也可以理解为祖先的灵魂可以出入自由。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两件玉猪龙，一青一白，背对着头向下摆放，双腿交叉，考古界称之为天地交泰，亦为阴阳之和，代表的是风调雨顺，头下枕着典型玉器玉斜口筒形器。三件玉器的发现，证实第二地点乃至整个牛河梁遗址群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是红山文化领域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墓葬，共随葬20件玉器。第二地点二号冢一号墓是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规格最高，四周砌筑石墙，内部四面砌有石阶，墓葬深造于基岩，石棺宽大且齐整。不过非常遗憾的事是，这座中心大墓只发现了少量人骨。
注释：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金字塔顶
牛河梁第十三地点是一座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是牛河梁遗址群中规
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海拔高度564.8米。整个建筑为正园丘形的土石结构，中央部分为夯土土丘，土丘外围包砌石。中央土丘直径40米。从山岗基岩面到现存土丘顶，残高约米。土丘外包砌石范围在直径60100米之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其性质和内函如何呢，是陵墓、祭坛、还是冶炼址？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但它的发现无疑是牛河梁遗址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从所处位置和建筑规模看应是与女神庙具有同等价值的中心建筑。
遗址保护
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公园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即保护范围的核心区），开放区域包括第一地点（女神庙）保护展示馆、第二地点（积石冢、祭坛）保护展示馆、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综合馆。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综合馆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遗址东北角，
展馆
展馆(3张)
地处建平县，是一座现代化的红山文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也是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于2011年3月动工建设，2012年9月建成试运行，展览面积近3500平方米。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集文物收藏保护、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多种功能于一体，结合现代展示技术手段，集中展示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博物馆基本展陈由文明曙光、红山古国、人文始祖、祈福圣坛、古国王陵、玉礼开端、魅力红山和临时展厅等8个部分组成，生动再现了红山先民时期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是了解红山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口。
第一地点（女神庙）保护展示馆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保护展示馆于2009年5月动工，年底竣工。工程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设计理念为“悬浮的玉匣”。
第二地点（祭坛、积石冢）保护展示馆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保护展示馆于2009年动工，2012年竣工。工程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联合设计，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钢结构公司、沈阳远大铝业公司联合施工，主体为可逆钢结构形式，外挂氧化铜装饰板，设计理念为“变形的玉猪龙”。
红山文化古遗址盗掘案
2015年5月，牛河梁红山文化古遗址盗掘案在公安部直接组织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会同北京、天津、内蒙古等6省区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行动，一举破获公安部督办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5名，追回涉案文物1168件，其中一级文物125件，二级文物86件，三级文物200件，一般文物757件，价值逾5亿元。无论是单案抓捕人数还是追缴文物数量，红山文化古遗址盗掘案都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数量之最。 [2]
出土文物
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骨器。
牛河梁遗址文物
牛河梁遗址文物(38张)
牛河梁遗址目前共出土玉器183件，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造型、纹饰设计质朴精美，数量多寡不一，表明玉器的功能已不仅是简单的饰品，更是等级、地位、权力的象征，这对后世以玉为礼的观念和制度，形成以玉为信、以玉为美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红山文化陶系，主要为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具有红山文化区域陶器的共性。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色和紫色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几何形棋盘格纹、三角形纹、菱形方格纹最具代表性。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石器分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种。石器多数出土于灰坑和窖穴中，细石器较多。其中，石铲、石锄、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都与当时的农业耕作有关。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陶塑人像，衣服及过膝盖、脚下穿有短靴，证实了这一时期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制作衣物的能力。骨针、骨锥的发现证明当时的制衣已经十分发达。
重大影响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
苏秉琦
苏秉琦(2张)
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步入了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在埃及、印度、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起步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同样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这曙光就升起在朝阳的牛河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因此指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她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五千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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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人头枕一只玉鸟（凤？）胸前置一玉冕，右手腕部戴一玉镯，腹部有玉环一对，绿松石玉坠一对以及玉人一个。此墓主人的身分和陪葬的玉凤曾引起热议，本博在以前的博文中亦曾试图解读此墓，其文见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中国东北史前玉器文明的探索与回顾》之系列博文之中。本博之所以数度解读红山文化玉器，也是因为对史前文明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史前的真相不可能重现，但求可以一点点地接近。关于小玉人，说他是一名巫师模型的观点较为普遍，的确小玉人的动作姿势也符合一名巫师的特征。而本博曾认为这代表一名婴儿，他与一只玉冕在一起，象征着一名婴儿在玉冕中重生。下面是本博对于此墓的最新解读：首先，玉凤虽置于墓主人头部，但作为一名高级巫师，这不符合牛河梁的通例，所有的高级巫师均头戴玉冕，此墓中亦有一枚钻有贯通穿孔的玉冕，所以这才是墓主人平常所戴的冠饰。第二、玉凤背后的4对牛鼻穿，这说明它与云形佩、雨师佩一样，是佩系于腰腹部位的。鉴于甲骨文“风”字与“凤”字是同一个字，那么这说明从那时（距今3200年前商代晚期）起，人们便一直认为风神就是一只神鸟，这可能基于人们观察到大自然中随着候鸟的迁徙所带来的季节变化。所以墓主人是一位风神。而另一位风神是第一集中所介绍的N2Z1M26号墓的主人，他拥有一只双鸮形玉佩，亦为成年男性。不过N2Z1M26号墓的主人并没有玉冕，所以他虽然也属于风神之列，但其地位可能没有本墓的主人那么高。或许N2Z1M26号墓主人只是风伯的助手而不是风伯，而本墓的主人才是真正的风伯。第三、关于小玉人的解读，本博最初的解释可能忽略了放在玉人旁边的一对玉环和两只绿松石坠子，因为同样的东西亦出现在第四集所介绍的N2Z4M2墓中，而N2Z4M2墓主人是一名女性。因此这可能说明一对玉环加一对绿松石坠子可能是一种比较时尚的首饰组合，而这种首饰组合应为女性所佩戴。将上述物品与小玉人联系起来，说明小玉人可能是一名戴一对玉环加一对绿松石坠子的女子或女巫，而这名女巫与墓主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或许代表着墓主人先前已故去的母亲，或者是墓主人曾经的情侣或者配偶。墓主人之所以带着小玉人入葬，表现了其生前对她们的思念。史前神话中的风伯，常与雨师并称，但其地位似乎比雨师要高。北京天坛配祀的风伯牌位书以朱漆，而云雨雷电诸神则以黑色书写，这说明风伯居于诸多气象之神的首位。由于传说中的伏羲姓风，代天而王在女娲之前，且是女娲的哥哥和丈夫，而风姓又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姓氏，故本博自然而然将最早的第一个风伯与女娲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一个风伯即是伏羲，其地位与女娲是并列的。传说伏羲先于女娲而驾崩，此后女娲继伏羲而王，而女娲之世亦沿续很久，如果牛河梁是女娲的故乡，则会有很多代的女娲继承第一个女娲的衣钵，从而形成特殊的女性祖神崇拜。女娲崇拜是女性祖神崇拜与水神崇拜的结合，这正如传说女娲生于“天水”，而中医称人的肾脏五行属水，这便是水崇拜源于生殖崇拜的证明。到目前为止代表风神的玉佩在牛河梁只出现两例，而在更大的红山文化范围之内，玉鸮的出土却是比较普遍的，这也说明了在牛河梁诸神之中，确实有一位就是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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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前神话体系来解读牛河梁遗址所出土的玉器。自汉代以来，中国人所尊崇的民族祖先序列分别为巢（有巢氏）、燧（燧人氏）、羲（伏羲氏）、农（神农氏），其中伏羲氏称为人文初祖。伏羲的别称极多，若以字面做解释，则伏羲的每一个别称均有着不同的解读，而真正的伏羲却只有一个。那么伏羲到底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殷墟甲骨文的解释也许是最早的同时也是最令人信服的，在殷墟甲骨文和《山海经》中，共同记录了东、南、西、北四方风神的名字。尽管甲骨文的记载与《山海经》的记载略有一些出入，但是它们对于东风之神的记载却是一致的，即“东方曰析，其风曰协”。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山海经》还是甲骨文卜辞，均未出现“伏羲”的字样，显然“伏羲”二字仅仅不过是上古神名的音译。然而伏羲的真相即东风之神，神名曰“析”。商民族认为风神是一只神鸟，而不同种类侯鸟的迁徙预示着不同季节的到来，东风即春季之风，协风即协力农耕之风，这也是古东夷文化给商民族留下的烙印。传说古代东夷人称鸟类为“乙”，而并非称做“鸟”，称燕子为“燕乙乙”，此说见于《说文解字注》。《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又名“燕小乙”。所以东夷的“夷”字本是讹传，因为古代东夷族以各种鸟类为图腾，鸟名而鸟官，故称“东乙”，即东方鸟族之人也。“夷”字不见于甲骨文，而卜辞称东夷为“东尸”，尸即是甲骨文“人”字，东尸即东方人也。从大的范围来说，牛河梁所在的地区亦属于古东夷族的地域之内，故朝鲜、日本以及琉球群岛，均属于东夷。在中国大陆，山东、河北、辽宁、豫东、江苏、浙江、安徽、鄂东等大片地区，皆在古东夷文化范围之内。前文已述，关于云神的记载略见于战国时代屈原之《九歌》，《九歌》者，《楚辞》之精华，楚民族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之颂辞集也。《九歌》共十一篇，分别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其中上古诸神，云中君、东君、河伯等前文已有描述，他们与牛河梁诸神密切相关。此中不见雨师之神，本博已推断其与云中君实为一体之神也。湘君、湘夫人，是楚民族定居南方之后新祀的地方神，传说其为帝舜二妃之娥皇、女英。因帝舜南伐三苗，道死于苍梧，二妃闻之而奔丧，悲痛之极，泣死于洞庭湖畔。楚人悼二妃之死，遂祀二妃为湘水女神。山鬼为山神，亦楚地之神灵也，《国殇》为悼念为国战死的将士，《礼魂》则为招魂曲也。综上所述，《九歌》十一篇除去《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等五篇，其余六篇皆来源于楚民族所记述之上古神话，而楚民族自称帝高阳（帝颛顼）之苗裔，可见《九歌》诸神之源，取自于北方，楚人不愧于自称“蛮夷”，而其神圣之宗，其实略胜于高傲自大的中原王朝。《九歌》诸神之首，名为东皇太一。东皇太一又是什么神呢？有文献记载，东皇太一是上古最高之天神，而五帝皆为东皇之佐也。考“太一”之名，实为“太乙”，此为上古东夷民族之最高神祖，因此毫无疑问，太乙即太上神鸟，又《山海经》所载之太昊也。因此不难发现，甲骨文卜辞所记东风之神、《山海经》所记之太昊、《九歌》所记之东皇太一，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1号积石冢中心大墓所埋葬之风伯，此四者同神而异名，皆指上古天神及东风之神太昊伏羲氏是也。此外，王大有先生亦考证东皇太一即是伏羲，与本博意见相同。不过王先生称伏羲是龙图腾，其考证思路与方法皆不同于本博，此所谓各说各话，见仁见智者也。
    现将伟大的民族骄子，诗人屈原所著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全文抄录如下：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